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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群慧:“十四五”时期深化中国工业化进程的重大挑战与战略选择 (第2页)

发布日期:2022-08-08 03:21 作者: 点击:

其二,伴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出,中国这个人均占有资源稀少的和平发展大国,其工业化进程正在产生更大的全球“外溢”效应。这将为其他国家提供新的工业化经验,并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产业升级、经济发展和工业化水平提升,这对世界工业化进程的推进意义巨大。

  

   三、“十四五”时期深化中国工业化进程的重大挑战

  

   虽然202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基本实现工业化,但我国工业化进程在产业、区域和资源环境等方面仍存在不平衡不充分的情况[9]。因此,要进入真正意义“后工业化时代”,中国还需要进一步深化工业化进程,解决工业化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从而推进工业化进程从基本实现工业化到全面实现工业化,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基于表1的各方面指标判断,中国还需要经过10—20年的工业化深化过程。这样,中国工业化的指标值将会达到后工业化阶段,这意味着中国在2030年以后会全面实现工业化。党的十九大确定了分两阶段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战略目标,而2030年以后全面实现工业化,就为实现这个目标提供了更加坚实的经济基础和保证[10]。“十四五”时期是深化工业化进程的第一个五年,对全面实现工业化非常关键。但是,与历史上任何一个全面实现工业化的国家一样,深化工业化进程不会一帆风顺,一定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障碍和挑战,中国也不例外。具体而言,“十四五”时期深化工业化进程值得关注的重大挑战至少包括以下三大方面[11]。

   (一)“去工业化”趋势的挑战

   发达国家的工业化经验是制造业就业人数和人均收入呈现“倒U型”关系。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人均收入不断提高,但在人均收入达到一定水平后,制造业就业人数占比和制造业增加值占比就会逐步下降。1960年代以来,工业化国家制造业就业人数总体约减少了2500万个岗位,欧盟国家制造业就业人数减少了约1/3,制造业和第二产业在产业增加值中所占比重逐步降低,这被认为是“去工业化”。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后发国家相对于早期工业化国家而言,会呈现出在更低的经济发展水平出现了“去工业化”的典型特征事实[12]。因此,有“成熟地去工业化”与“过早去工业化”的区分。当一国人均收入达到一定水平,制造业所带来的创新溢出效应、产业关联效应和外汇储备效应等得到充分体现,且服务业效率的提高能够承担支持经济增长的引擎时,这样的制造业占比降低可认定为“成熟地去工业化”。反之,则为“过早去工业化”。若“成熟去工业化”时期制造业占比下降速度过快,可认为是“过快去工业化”。但在“过早去工业化”或“过快去工业化”的情况下,取代制造业就业的可能是低技能、低生产率、低贸易度类型的服务业就业。一旦这些服务业无法承担经济增长新引擎来替代制造业的作用,无法保证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就极可能会导致发展中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13]。

   近年来,我国产业结构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第二产业比重已从2006年最高的47.6%下降到2019年的39.0%,同期第三产业比重从41.8%提高到53.9%,呈现出一种“过快去工业化”的倾向。虽然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增加值比重的下降、服务业比重的提高是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但我国工业增加值比重的下降既有经济发展一般规律的作用,也存在经济“脱实向虚”的不利影响。英国经济学家阿德里安·伍德的研究表明,1985—2014年,中国服务业占GDP的比例增长了21.3%,而同期土地稀缺OECD国家、其他东亚国家、印度、其他南亚国家、土地富足OECD国家、苏联组成国、拉丁美洲、中东与北非、次撒哈拉非洲、世界平均、发展中国家平均的变动分别为10.6%、7.5%、14.1%、9.1%、7.0%、18%、12.5%、-0.3%、1.9%、6%和7%,中国是服务业占比增速最快的[14]。基于国际上的经验,多数文献基本认为中国已经出现了“过早去工业化”以及“过快去工业化”问题[15],而近些年中国经济“脱实向虚”问题日趋严重也强化了对此的判断[16]。

   因此,对中国制造业比重下滑过快、服务业比重上升过快的“过快去工业化”倾向,应当给予高度重视并采取有效的预防措施。世界银行数据显示,2017年德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44470美元,制造业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20.7%;2017年韩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29743美元,制造业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27.6%。2017年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8827美元,制造业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29.3%,仅略高于韩国。作为一个还未完全实现工业化和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必须坚定不移地推动以制造业为核心的实体经济的发展,避免“脱实向虚”,并将制造业比重稳定在一个合适水平。考虑到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发展水平,并参照德国《国家工业战略2030》制定的25%的制造业比重目标和韩国接近28%制造业比重目标,在2025年之前的整个“十四五”期间,中国制造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应保持在大约30%的水平为宜,到2030年之后中国制造业比重至少应保持在25%以上[17]。

   (二)“逆全球化”趋势的挑战

   中国工业化进程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密切相关。中国充分发挥自身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深度参与了全球制造业价值链的分工,在促进本国工业化进程的同时,也为世界经济增长和经济全球化进程作出了重要贡献。2009年中国制造业规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数据显示,2017年世界制造业增加值中,工业化国家占55.3%,新兴工业化国家占16.3%,而中国达到24.8%,其他发展中经济体味占2.8%,最不发达国家占0.8%。与2005年相比,我国在全球制造业增加值中的占比提高了13.2个百分点,比重翻了一番有余(见表2)。在国际标准产业分类的22个制造业行业中,中国有14个行业的增加值居世界第一,7个行业的增加值居世界第二,1个行业的增加值居世界第五,有些行业的增加值遥遥领先于第二位的国家。

   伴随着中国制造业的崛起,全球化也出现了一些重大的变革趋势。基于合作、互惠、协商的多边主义全球治理规则遭受挑战,多边主义贸易体系受到严重侵害,世界贸易组织的效率和权威性遭受极大影响。以美国为代表的贸易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的势力正在增强, 2017年7月英国经济政策研究中心发布的《全球贸易预警》报告显示,2008年11月至2017年6月期间,二十国集团的19个成员国(不包括欧盟)总计出台了高达6616项贸易和投资的限制措施,相比较而言,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措施仅为2254项。其中,美国是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的主要推手。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累计出台贸易和投资的限制措施1191项,居于全球首位,占二十国集团成员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总数的18%,比排名第二的印度多了462项[18] 。全球价值链出现了重大的结构性调整趋势,中国制造业价值链跃升,同时全球价值链扩张态势基本陷于停滞,区域价值链的分工作用日益凸显,正在重塑国际生产和贸易体系,区域内“零关税、零补贴、零壁垒”谈判日益增多。但丹尼·罗德里克给出全球化的“不可能三角形”——超级全球化、民主政治与国家主权不可能同时兼得、三者最多得其二,这又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这种“三零”从长远看的不可持续性[19] 。尤其是美国发起的中美贸易摩擦,打破了基于高效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全球供应链、产业链和创新链的共识,这对经济全球化进程和全球经济增长都会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这种全球化“大变局”对未来中国工业化进程会带来极大不确定性,要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中国要在坚决维护多边主义全球治理规则的前提下[20] ,使未来工业化战略能够引领和适应这种全球化“大变局”。

  

  

   (三)“新工业革命”的挑战

   20世纪下半叶以来,以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为基本特征的“新工业革命”一直在孕育发展。从技术经济范式角度分析,这一轮工业革命呈现出以信息技术的突破性应用为主导驱动社会生产力变革、以信息(数据)为核心投入要素提高社会经济运行效率、以智能制造为先导构造现代产业体系等特征。

  

表3 未来人工智能带来的经济增长

资料来源:Mark Purdy and Paul Daugherty (2017)。

  

   从近几年的发展趋势看,“十四五”时期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的加快突破及其大规模的商业化应用已成为“新工业革命”的主战场,也必然是中国深化工业化进程的主战场。5G将成为制造业和整个国民经济最重要的基础设施和底层技术,而人工智能的加速突破和应用将大大提升5G的商业应用价值,大大提高工业的研发效率、生产效率、工程化效率和商业模式的创新突破,成为改变制造业形态和结构的最重要动力。未来5G及其商业应用将成为中国经济增长重要新动能。按照产业间的关联关系测算,2020年5G间接拉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将超过4190亿元;2025年5G间接拉动的国内生产总值将达到2.1万亿元;2030年5G间接拉动的国内生产总值将进一步增长到3.6万亿元。而随着人工智能从专用智能向通用智能的发展,从人工智能向人机混合智能发展以及人工智能加速与其他学科领域交叉渗透,人工智能创新创业如火如荼,人工智能产业将蓬勃发展。2016年9月,咨询公司埃森哲发布报告指出,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将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可在现有基础上将劳动生产率提高40%;到2035年,美、日、英、德、法等发达国家的年均经济增长率可以接近翻一番,具体如表3所示[21]。

全球产业界充分认识到5G和人工智能等技术引领“新工业革命”的重大意义,主要发达国家均把发展5G和人工智能作为提升国家竞争力、维护国家安全的重大战略。美国一方面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一方面打压中国企业、破坏中国的供应链体系和技术体系,另一方面通过制度创新和政策强化其技术和产业优势,给中国在新工业革命背景下的深化工业化进程带来极大挑战。在5G领域,美国政府和企业为重塑其领导力,试图以“开源、开放、白盒化”的技术路线,在5G时代重构全球ICT(信息与通信网络)产业生态,体现了美国的大国博弈战略意图,即促进CT(通信技术)价值向IT(信息技术)价值转移,利用其底层硬件芯片(x86架构)和基础操作系统(Linux)的雄厚优势,重新夺回失去的通信产业领袖地位。这必将对我国基于5G技术的网络强国建设和国家安全体系建设构成严重的威胁[22]。该技术路线特别针对我国华为、中兴等传统电信运营商的一体化技术和业务优势,计划通过推进通信设备产品的模块化和标准化,促使通信设备的关键性能和功能由在底层芯片和基础软件等领域具有优势的美国企业来定义,而不是由华为等一体化通信设备企业定义。在人工智能方面,2019年2月11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美国人工智能发展倡议》。这份名为“维护美国人工智能领导力”的行政命令是美国政府首次从国家层面提出人工智能助推计划,(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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