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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年2 个月23 天11 个小时的环球旅行记 : 黑水迷踪 (环球旅行系列)

发布日期:2023-02-06 13:32 作者: 点击:

《13 年2 个月23 天11 个小时的环球旅行记 : 黑水迷踪 (环球旅行系列)》:基础信息 标题:13 年2 个月23 天11 个小时的环球旅行记 : 黑水迷踪 (环球旅行系列) 作者:杰森· 路易斯 日期:2014-05-31T16:00:00+00:00 文件大小:0.69 MB 《13 年2 个月23 天11 个小时的环球旅行记 : 黑水迷踪 (环球旅行系列)》:目录 引 言 巴黎:一个伟大的构想 英格兰:梦想升起 欧洲:在路上 大西洋:深入碧海 加勒比海:珊瑚、海盗、腐烂的海疮 北美:轮滑在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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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年2 个月23 天11 个小时的环球旅行记 : 黑水迷踪 (环球旅行系列)》:正文预览

目录——贝尔·格里尔斯 ——《旧金山纪事报》 ——《每日邮报》 ——杰·雷诺 ——《冒险骑行者》 ——莱斯·斯特劳德 ——《蒙特利先驱报》 ——克里斯·勃宁顿爵士 ——《联合通讯社》 ——奥利弗·史迪兹 ——安娜·维特纳 ——迪·加法里 ——《西方新闻早报》 ——《孟买时代》 ——英国《联合社》 ——英国《卫报》 ——《塔拉哈西人》 ——西蒙·巴尔内斯 ——《纬度38》 ——《评论序》 ——戴维·亨普尔曼-亚当斯 ——《海岸周刊》 ——《独立报》 ——《优涅读者》 ——《星期日泰晤士报》 ——《游艇月刊》 ——《爱尔兰审查》 ——查理·波曼 ——《印度斯坦时报》 ——《远程办公》 ——《弗拉格斯塔夫周刊》 ——《什罗普郡星报》 ——《西方公报》 有一种人无法适应, 他们无法停留; 因而伤透了亲友的心, 他们随性奔走。 走过田间,淌过浪涛, 爬上那高高的山顶; 他们流着吉普赛的血液, “人都在哪呢?”小王子终于忍不住,再次打开了话匣,“在这沙漠里,还真有点寂寞呢。” ——安东尼·德·圣埃克苏佩里(Antione de Saint-Exupéry),《小王子》 2005年5月13日,17:17,澳大利亚,约克角半岛 快要靠近 望点时,我突觉一阵寒气,后脊梁骨发凉,好像有人在后面不怀好意地盯着我。 我赶忙回头。 一个有两只凸起的大眼睛和又短又粗的鼻子的家伙正在悄悄靠近我的皮艇! 一种莫大的恐惧一把抓住了我。那是一种原始的、源自本能的恐惧,是人类祖先早在被野兽追赶时就已留在骨子里的恐惧。 还差 米 要靠岸了,我本想在这段时间里发发感慨,回忆一下刚刚漂过整个太平洋的这段日子。可此时此刻,我却感到一股肾上腺素猛冲到我的双臂,心跳也骤然加速。 要是被这家伙拖进水里,那我就完蛋了…… 快跑!我一边发疯般地划桨,一边时不时地回头瞟一眼。短鼻头正在仪态优雅地向我靠近,不慌不忙,越来越近…… 终于靠岸了。我一把拉开防水裙上的尼龙搭扣,跳下皮艇,还不忘转身一看。什么都没有! 那可怕的东西消失了! 我满是水泡的双手开始发抖,胃部极度扭曲。太可怕了!是的,我简直无法想象那家伙冲过来的后果…… 35公里的距离并不算短,我划了整整五个半小时,皮艇上有个破洞,所以我必须一边划一边往外舀水。还有太阳!连续五个半小时,太阳像发疯似地向平静如镜的珊瑚海(Coral Sea)上倾倒热浪,仿佛要吸走我身上的每一滴水分。 好了,我终于在天黑之前安全上岸了! 我把行李扔到海岸上——木桨、防水裙,还有防水袋——然后转身去皮艇上取其他东西。 天啊!就在5米开外的地方,不知道从哪里突然冒出来一只类似于巨型黑山羊似的怪物,它身上像是淋满了沥青,皮肤如盔甲般又滑又硬,活像是低成本恐怖片里的神秘怪兽。 眼下,这怪物正在摇摇晃晃但意志坚定地冲向我的皮艇。我一把抓起船桨,冲向皮艇。我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但有一点我很清楚:我的淡水、食物、卫星电话都在皮艇里,一旦没了它们,我就只有等死的份儿! 这个小岛是昆士兰海滨的东北端,距离北方的巴布亚新几内亚足足644公里,四周荒无人烟,距离此处最近的城市是往南193公里的库克敦(Cooktown)! 我很清楚这里是淡水鳄鱼的天堂,到处都是体型巨大的河口鳄,据说当地人每说一句话,里面就会带上“鳄鱼”两个字。 记得上午出发时,在巨蜥岛研究中心工作的当地人罗素·巴特勒曾经警告我:“兄弟,那儿有不少鳄鱼……一定要小心再小心!” 每次一遇上倒霉事,我就会用这种方法给自己壮胆,就像胆小鬼走夜路,哼着小曲,假装一切正常,什么都没发生。 说时迟那时快,我和大鳄鱼从皮艇的两侧同时逼近。它真是个庞然大物啊!根据我当时的目测,这家伙的腹宽至少1.2米,皮肤是如黑色沥青一般的坚硬盔甲,只有腹下一小片区域呈现出平滑的奶油色。 我以皮艇为盾,用船桨戳了戳它的鼻子:“哟呵,哟呵,滚开,你这混蛋……” 没想到鳄鱼不仅没滚,反而张开巨口,露出两排瓷白的锋利牙齿,宛如深洞般的喉咙紧跟着发出一连串“嘶嘶”声。 到刚才为止,它一直对我视而不见,眼睛里好像只有皮艇。可现在情况不同了!只见它翘起尾巴,张开大嘴,猛地向我扑来。我举起船桨,奋力一刺!鳄鱼一口咬住船桨,一场拉锯战开始了…… 我越是用力往回拉,它便咬得越紧。考虑到它至少680公斤重,这只怪兽只需一晃脑袋,稍一用力,便会将船桨夺走——我很清楚这一点。 绝望之下,我转动船桨,瞄准它的喉咙,用力一推!船桨崩断。我靠! 没办法了,我只好拿着断桨去戳它身体最脆弱的部分——眼睛! 或许是曾经五次试渡太平洋,在海上漂流了13400公里,又经历了各种狂风、巨浪、逆流和海上中毒事件,海神决定放我一马了。突然之间,大鳄鱼转过身去,溜进了深水。 一股肾上腺素激涌全身,我肚子一胀,猛然呕吐起来…… 后来我才知道,自1974年猎杀鳄鱼的行为被禁止之后,澳大利亚盐水鳄的数量便急剧增加,尤其是在北部人烟稀少的地区。随着数量的增多,鳄鱼的领土意识随之增强,而我的皮艇尺寸跟鳄鱼的尺寸差不多,所以它很容易被其他鳄鱼当作入侵者。 “赶快离开海滩!”脑子里有一个声音督促道。我一把抓起卫星电话,拨通在凯恩斯(Cairns)的野外研究专家约翰·安德鲁斯的电话。“这群狗杂种,”电话那段传来安德鲁斯的声音,“简直比狐狸还狡猾。不过它们不会爬高,所以你最好找个高点的地方休息。要是发现你在海滩上过夜,它们会在旁边悄悄等你睡着,然后扑上来干掉你。” 确实如此!我听说就在几个月前,一家人在距离巴瑟斯特湾西北不到161公里的地方宿营,结果在凌晨时分,34岁的安德鲁·科尔突然发现自己被一只4.3米长的盐水鳄拖到水边。情急之中,他的妈妈——60岁的艾丽西亚——跳上鳄鱼背,想要迫使鳄鱼松开安德鲁。鳄鱼转过身去,用力一甩,打断了老太太的鼻梁和胳膊。幸好安德鲁立刻醒过神来,掏出来福枪连开数下,才惊走怪兽——可我身上没有来福枪啊! 把所有行李搬到一个高坡上的海岬后,天已全黑。我看着红肿的双脚,不由得埋怨自己:“真是个傻子,为什么要把拖鞋扔到鲍勃和谭亚家呢?真是活该!” 海风吹来,我躺到草地上,脑袋一贴上草地,便再也抬不起来了。海上吹来的东南风不仅带来了凉爽,还带来了铺天盖地的蚊子,嗡嗡在我耳边乱飞。没关系!反正我也没打算睡觉,况且下面还有一双狡猾的眼睛在不眠不休地惦记着我,我怎么能睡得着呢? 我摸了摸我的海洋戒指(Ocean Ring)。它还在!记得在离开金门大桥第一次带上它时,我曾经向着大海发誓:“从这一刻开始,我们就融为一体……”真的融为一体了吗?可能是吧。毕竟,太平洋的海神们最终还是为我敞开了大门。 我伸了伸懒腰,睁大眼睛盯着南半球的夜空,开始回想……回想自己到底是怎么跑到这个离家4万多公里、被上帝遗忘的海岬上,跟欲灭我而后快的蚊子和杀人鳄们共度这个夜晚呢? 巴黎:一个伟大的构想 大多数人都会接受一种平庸的生活,白天在绝望中求生,夜晚在泪水中绝望。这种人虽然活着,但宛如行尸走肉。 ——奥格·曼狄诺(Og Mandino), 1992年8月,巴黎 “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不是吗?”我的大学老友史蒂夫叫道,“怎么从来没人想到呢?” 我们当时正在讨论一件奇怪的事情——截止1992年,人类已经通过各种方式,包括帆船、飞机、热气球等实现环球旅行,可为什么最纯粹、最简单、最环保的方式,反而没人想到呢? “我们一定是第一个,相信我吧!”他兴奋地继续说道。 凌晨两点,我和史蒂夫坐在他巴黎家中的地板上,一边大喝凯旋1664(Kronenbourg 1664),一边指着铺在地上的那张世界地图。屋顶的吊扇缓慢地转动着,影子就在地图上有规律地舞动,整个房间散发出一丝法国特有的气息。 “你是说,所有其他的探险方式都已有人尝试过了?” “当然!”看来史蒂夫早有准备,“阿蒙森于1911年第一个到达南极;希拉里和诺尔盖1953年首次登顶珠峰;阿姆斯特朗1969年成功登月。时至今日,除了深海和外太空,这个星球上的每一寸土地都已留下了人类的痕迹,或乘船,或架飞机,或开汽车,未来不会再有真正意义上的探险。真正的探险者很快就会成为珍稀物种,他们的经历还会成为传奇代代相传。” 就在那天下午早些时候,我收到了史蒂夫的邀请:“一起坐坐吧,就跟以前在大学时一样!”于是我便从伦敦飞到巴黎。当时我就感到有些不对劲儿:大学毕业后我们便很少见面了,为什么突然想到要聚聚呢? 在戴高乐机场碰面之后,我们乘地铁前往巴黎市区。史蒂夫一边拉着头顶的拉环,一边提高音量以盖住地铁的咣当声,并说出了我听到过的有史以来最大胆、最让人汗毛倒竖、最激动人心、最不负责任且最能让人心肌梗塞的想法: 人力环绕地球! 这几个字像是停在了半空,然后我像是被施了魔法,浑身直起鸡皮疙瘩。人力环绕地球!你是说要到达地球的另一端,而且不借助任何机械设备,不开车、不坐船、不乘飞机,只凭借双手双脚? 伴随着史蒂夫继续阐述他的计划,各种浪漫的场景开始浮现在我的脑海里:骑着自行车流浪在贫瘠的中亚平原,徒步跋涉在喜马拉雅的冻土上,一天奔波之后在亚马逊雨林中的篝火旁烧烤……怎么过海呢?划船?游泳?踩滑板?史蒂夫有那么多朋友,为什么单单选择我做他的伙伴? 我根本没有任何所谓的“探险”经历。没错,我以前也旅行过,高中毕业后到肯尼亚晃了三个月,大学时去塞浦路斯和美国待过一段时间。从16岁起,我最大的兴趣就是跟伦敦一个不入流的摇滚乐队一起表演,我们的身影几乎遍布伦敦所有的地下舞厅。刚开始大家只是玩玩,感觉有意思而已。但我们的第一次出场——翻唱《道格拉斯前往挪威》,就吸引到了一些业内人士的关注。我想这主要归功于我们演出时大胆个性的装扮吧——头戴维京式头盔,裹一条苏格兰短裙,其他什么都没有!后来我们尝试走正常曲风,推出了一个EP,但反响平平。我们整个乐队一共5个人,还有两只狗和3只猫,每天只能挤在郊区两间破烂不堪的房子里。 为了追求音乐梦想,我效力于一家“弹道清洁服务公司”,主要负责给伦敦西区的各种餐厅和酒店清洗窗户。闲暇时候,我和伙伴格拉姆通常会开着一辆50英镑 买来的二手厢式货车在老肯特路上狂奔,车厢上喷着“要清洁,找弹道!”的宣传标语。我们这唯一的交通工具,没有车牌,没有保险,也没有交过任何税费。但从机械的角度来看,车子还是很安全的,除了有一次它后胎脱落,轮胎超过车子直接冲向前面汽车的后备箱之外,基本没给我们添过麻烦。 毫无疑问,史蒂夫不可能是因为我的这些经历而选择我! 我瞥了他一眼:“你确定是我?” 他点了点头。 “干完这件事至少需要3年时间?” “是的,但前提是我们得拉到赞助。” 我认真地看向这位老朋友。跟很多整天坐办公室的老同学一样,史蒂夫看起来面色苍白,确实需要好好晒晒太阳。但他的身材还是很苗条健壮的,浑身上下没有一点多余的脂肪,目光仍然像大学时那样坚定。 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学校宿舍的一次派对上。当时我正斜躺在一张床上,一手拿瓶伏特加,一手拉着一位姑娘。随着派对继续,我模模糊糊地意识到,这张床的主人——后来我知道他名叫史蒂夫——就在房间对面看着我。 看到我这个“没教养的乡巴佬”把酒洒得到处都是,他显然有些不舒服,看我的眼神也很不友好。但由于之后经常一起上生物课和地理课,我们逐渐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学校的课程非常无聊,我们就经常一起逃课,一起骑自行车在伦敦周边漫游。我们曾经用三天时间玩儿遍了牛津郡南部的多个小镇,我还清楚地记得,直到我们在里斯博罗(Risborough)下火车时,才发现我俩都没带睡袋或帐篷。当时是1月中旬,夜间气温在零度以下。第一天晚上,我们只好睡在一家酒吧的地板上,并在第二天开业之前悄悄从门缝里溜走;第二天晚上,我们有幸发现了一间堆满干草的谷仓,否则那天我们准会冻死。 这样的经历为我们的友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养成了我们喜欢在刀尖起舞的性格——刀尖越锋利,我们就舞得越开心! 进入高年级之后,我们还经常搞出很多恶作剧,记得最夸张的那次,我们以学校大门口的松树为轴,用纸箱、气球和粉色床单做了一个4.6米高的男性生殖器,目的是为了抗议一个即将到访的政客。这次经历是我们最早的反权威宣言,也曾一度在校园里传为佳话。 大学毕业后,我们踏上了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史蒂夫成了一位环境科学家,而我则混入伦敦的地下乐队,整天靠卖唱或擦玻璃度日。 “你怎么会有这个想法的?”我继续问道。 史蒂夫撅了撅嘴,摇着脑袋开始回忆:“我当时正在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工作。我给各国政治家们写了份报告,希望他们能在制定经济发展政策时考虑到环境的可持续性。” 那时史蒂夫发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如果世界人口继续以当前的速度增长,到2050年,全世界人口总数将达到100亿。保守估计,如果这100亿人口全部达到普通西方人的生活水平,而又不破坏现有的生物多样性,我们至少需要9个地球。 “但政客们对这些报告充耳不闻,经济学家们告诉我,‘给子孙后代一个宜居的地球’确实是一个不错的想法,只是人类确实负担不起。” 对升职加薪一向不感兴趣的史蒂夫决心做点儿什么。 “我真想揪住这些鼠目寸光的混蛋们的领子,告诉他们:‘你难道没看到气候变化和物种灭绝吗?再不行动,一切就太晚了!’” 很快,一个小小的奇迹出现了!上司把史蒂夫分配到了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评估高速公路两旁护栏用的木馏油会对环境产生怎样的影响。他们得逞了。史蒂夫一下子陷入茫然,每天只是盯着窗外,胡思乱想…… “要是我自由自在,可以做我想做的事情,任何事情,那我会选择做什么?” 答案一定跟旅行、探险有关,而且一定是突破想象力的大事。 “还有什么比环绕世界更宏大的呢?” 怎么环绕世界?动力模式是个大问题!史蒂夫告诉自己,这次环绕世界的交通工具必须廉价,而且对环境的影响要降到最低。 “引擎就免了,我不喜欢引擎。如果要靠动物,不,我可不想虐待它们!” 几天的苦思冥想,终于,灵感从天而降!这世界上最便宜、对环境影响最小、对技术要求最低的动力——人力! “怎么样,杰森,想加入吗?” 我透过窗子望向巴黎的夜空,地图上那些没有标出城市和街道的空白地带让我心驰神往。暂时脱离乐队或许能重新唤起我的音乐灵感,况且最近我的二手厢式货车刚刚撞上一辆劳斯莱斯,我也正想溜之大吉。 此外还有其他原因。 我突然想起16岁那年的冬天,我坐在学校职业顾问那间温暖而布满灰尘的办公室里。 “你感兴趣的职业是什么?”顾问问道。 “为什么?” “什么为什么?” “为什么要选个职业?” 顾问睁大眼睛看着我:“人总要吃饭,所以每个人都得工作!” “没错!可然后呢?都这么生活有什么意义呢?” 换言之,我的问题就是:难道我们生命的全部意义就是工作、家庭、更大屏幕的电视、更高级的洗衣机、更高性能的车子、更好的CD播放器、更健康的身体、更专业的牙医、更大的房子……难道生命中就没有更重要的东西吗? 职业顾问叹了口气,挥挥手让我滚蛋。 我生怕自己不得不屈服于这个日益物欲横流的社会,浅薄平庸地过完一生,每天只是不停地生产和消费,从来不考虑自己到底为何来到这个世上。 但如果这个世界真的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为什么我们内心还会想要其他东西呢?为什么有的人会需要信仰、道德的指引? 或者简单地说,我们到底该怎样度过一生? 见过职业顾问之后的许多年里,这个问题始终留在我心中。我相信,在21世纪,我们对这一问题的追问会越来越迫切。只有找到答案,我们才有信心在这个日益拥挤的星球上继续生存,为了找到答案,我愿意面对任何艰难险阻。 “OK,我加入!”我说道。 史蒂夫露出两排白牙:“好极了!” “可我还有个问题,”我的手指用力点了点地图上大西洋和太平洋的位置,“这些地方……” “哦,是的是的,水域!”他激动地打断道。 “嗯,没错,水域!我们该怎么办?” “这个简单!我们先从苏格兰划皮艇到格陵兰岛,然后穿过加拿大,然后……” “你疯啦,我们可从没划过皮艇!” “靠,杰森。这个还算事儿吗?你只要这样这样,我们可以的!”他一边说一边挥动双臂,做出划皮艇的动作。 我一下子笑疯了:“史蒂夫,我错了,你不是发疯,你简直就是发神经!” 那一夜我们还聊了很多,虽然基本都忘记了,但有一件事我很确定:我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但我们不断提醒对方,没做过不等于不能去尝试。正如一位东方哲人所说:“无知者无畏!” 后来的事实证明,如果事先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我可能根本不会答应加入! 英格兰:梦想升起 如果非要想清楚了才行动,这世界上很多事情便不可能实现。 ——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 最初的成功 在巴黎碰面后,我们便开始了忙碌的一年。春天,史蒂夫辞去工作并准备全职投身到环球探险的计划中。4个月后,我也炒掉了“弹道清洁服务公司”,为我将近10年的清洁生涯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至此,我们伟大的构思就要付诸行动了。接着,我便打电话给埃克塞特的海事博物馆,询问他们哪里有那种能轻松横渡大片水域的远洋小船售卖。 值得庆幸的是,听完史蒂夫充满抱负的环球旅行计划之后,身为职业造船工程师的馆长艾伦·博斯威尔(Alan Boswell)表示,他愿意为我们打造一艘人力船舰(自1896年以来,共计有20艘划艇穿越过大西洋,其中几艘还放在博物馆里展出)。艾伦在脑海里搜集着他广博的知识,经过一番构思,便草草画出了一艘长约8米的小船蓝图,船只由螺旋桨提供动力,还有足够的空间存储食物和补给品,能维持两个人150天的航海生活。 “脚踏船的另一个好处就是,”艾伦随后来信说,“考虑到你们会先踩着自行车穿行大陆,若是到了海上继续踩踏着,也可以很快适应。” 与艾伦的结识算是一系列好运的开始,至少让我们这个看似荒诞的想法,从酒后的胡言乱语变成了一张完整的图纸。博物馆的创始人兼主管大卫·戈达德(David Goddard)还慷慨地向我们提供了一个建造船只的库房。更让人欣喜的是,我跟儿时的玩伴雨果·伯纳姆(Hugo Burnham)又联系上了,他刚从一所颇具声望的木制船只建造大学毕业,一起的还有他的朋友克里斯·蒂伯(Chris Tipper),也是新晋的造船木匠。这样一来,我们就大大降低了造船的成本,要知道,一般商业造船厂的报价可都要26000英镑( )呢。 随后我们还得到了不少支援,紧接着,造船工程开始了。4个月后,大家的努力终于显成效了,条状的雪松木板刷上一层环氧树脂,再覆盖上硬木片,一个冷模船体从车间出来了。 该下水试试了…… 清晨,空气清新,一阵冷风穿透我们可怜的羊毛衫,冰冷刺骨。黎明破晓前我们就到了阿德利水库(Ardleigh reservoir,位于英格兰东部的萨福克郡),等待造船的人带来新完成的船体。今天可是个重要的日子,天黑之前我们就可以弄清楚两件事了:这个怪模怪样的东西能不能漂浮;我们自制的划桨能不能让它在水里移动。 早在前一天晚上,克里斯就打来电话说他们遇到了点儿难题,行到布里德波特市中心时,他们的车突然没油了,而兜里只揣着8英镑( ),根本无法完成剩下的443公里,况且雨果的加长路虎还拖着3吨重的拖车和船体,最多也就能跑13公里。 “还好我们坚持到了收费站酒吧外面的路上。”克里斯咯咯地笑着,似乎为这一转机很是高兴,“老板很乐意让我们停车,只收了88便士( )!哦对了,我打电话就是想问问,看看谁有汽车俱乐部的卡……” 信号断了…… 《泰晤士报》和《每日电讯报》愿意前来收集一些照片故事,还承诺向世界首次宣传我们的计划——要想保证有充足的赞助来完成环球探险,公开宣传必不可少。 都已经10点钟了,克里斯和雨果还是没有出现的迹象。两位摄影师在一旁不停地交换着焦急的目光,也许他们在想,自己是不是稀里糊涂地被图片栏目编辑给捉弄了:“你们开车去那个鸟不拉屎的地方跑一趟,有两个疯子打算踩脚踏船环游世界,你们把这个故事拍一拍。还有,这些器材里有一个是从海德公园的九曲湖里租来的,一小时要5英镑( )呢。10点钟就回来,快去吧!” 听起来绝对是一个骗局。 但,事实总会有所证明的。 “轰隆隆……轰隆隆……”一辆闪着橙光的平板挂车从码头的入口处驶了过来,车上绑着一辆吱嘎作响的路虎。后面那辆看上去几乎快要报废的拖车载着一个什么东西,像极了超大的漆成了白色的独木舟。若不是驾驶室旁贴着汽车俱乐部的海报,人们还真要以为是吉普赛人进城了呢。 这支摇摇晃晃的车队终于停了下来,车门突然打开,一股浓烟迎风飘进清晨的阳光里。司机随之现身,两眼布满血丝,还打着战栗,踉踉跄跄地朝着公共厕所的方向走去。 “三人组”看到我和史蒂夫在岸边,立马变换队形,仿佛踩着祥云一样飘向我们,全都像柴郡猫童话( )一样咧着嘴笑。 “哎呀,你们两个家伙!”海盗咆哮起来。 “还以为你们几个来不了了呢。”史蒂夫淡淡地回应道。 “不来怎么行呢,史密仔!”雨果回了一句,“多亏了这位好心的老艾迪和他汽车俱乐部的卡车。” 一小时后,处女船体从拖车后面慢慢滑进蓄水池里,克里斯站在小船齐腰的地方使劲扳动着一根2.5公分长的不锈钢螺旋轴,然后穿过深水进入船体,将一根38公分长的两叶铝制螺旋桨完全固定好。 一切准备就绪! 我和史蒂夫小心翼翼地爬上船,船体随即晃动起来,着实让人紧张。不过我倒是对这个新伙伴充满了好奇,欣喜地四下打量:驾驶舱是战斗机风格的,装上了聚碳酸酯窗户作为保护壳,舱后还用焦渣石砌了个座位;推进装置是一个从自行车上拆下来的三角支架——曲轴臂和前链轮齿都还留着——倒置着拴在船的龙骨上,轮齿上的链条用来推动一个工业变速箱,以此保证90°驾驶,反过来又可以转动螺旋轴。 其实就跟操控运动风筝一样,将两根长绳从船舵顶部分别抛向船舱两边的一组滑轮,当滑轮180°转回踩踏板的人那里时,再顺手推拉一下把手(这把手还是从一个旧角磨机上弄下来的),以此转换左舷和右舷,推动船体向前行进。 《泰晤士报》的摄影师赶忙将镜头移过来,紧张地捂着摄像机。史蒂夫掌握好平衡后慢慢坐在焦渣石上,光脚开始蹬踏板,小船勉勉强强地前进了。虽然只前进了几步,但终究是前进了,并且我们还能在水上漂着。 在过去的一年里,克里斯和雨果在埃克塞特忙着造船,靠着领取的救济金和车间外捐款箱里的几个零钱而活。而我和史蒂夫则在伦敦扎了根,也领着救济金,在酒吧任人没玩没了地谩骂,以此为生。 “你俩是不是脑子进水了?”“大个子”咆哮起来,“大个子”有近2米高,是我们在汉默史密斯的鸽子酒吧交的约克郡朋友。“我是说,玩摇滚啊,一周就能捞35英磅( ),这世界还不是任你们环游!听我一句劝,小伙子们,你们这个头脑发热的想法,趁早还是算了吧。”由于笑得太猛,他的眼泪都止不住顺着脸颊流下。最后,他像要透露什么机密情报一样将身子探过来,嘘了一声:“约斯特说了,你们两个失败者啊,哪儿也去不了——除了酒吧。好了,啤酒给老子满上!” “大个子”就是个二手车的销售员,从伦敦南部的汽车拍卖会上低价买进一辆旧车,再通过LOOT网站免费打个广告,厚着脸皮加价出售,他可不是那种会跟你说“哪儿也去不了”的人。 话说回来,他的这种态度也算是典型的高大罂粟花综合征( )——任何一个想要有所作为、试图走出既定生活圈子的人,都会被自动贴上“背叛者”“叛徒”的标签,但很多时候,这些“天理不容”的人,最后却都成功了。 而我们却暗地里更加坚定了决心:坚持自己,证明自己! 有几个人倒是很严肃认真地看待我们的想法,史蒂夫的父亲就是其中之一。斯图亚特(Stu¬art)55岁的外表下,藏着一颗5岁的心。他在布里斯托尔(Bristol)的乔治·穆勒孤儿院里长大,在那15年间一直都披着幸存者的灰白斗篷,生活在恶劣的环境下,因而心理有些变形。不过在此次环球探险面前,他很快便成了一个到处游走的传道士,四处传播环球探险的福音,帮我们筹集资金。 当地位于女王大道上的阿尔弗雷德王子酒吧就是他最初很喜欢的一个猎场。他会面露微笑地介绍自己,然后对一群完全不认识的陌生人伸出他的“鳄鱼邓迪”皮帽,凭借着非凡的才能,要不了5分钟,他那颇具传染力的兴奋劲儿就能让一些顾客自愿拿出10英镑( ),还一边幻想着在小船上漆上自己的名字,而其实呢,小船那时根本还没造出来。 这便是我们最初的本钱,靠着这笔钱,我们才买到了材料开始造船。后来史蒂夫踩着自行车从伦敦出发,70天就完成了2700公里的路程,到达马拉喀什(Marrakech),也为我们额外收获了3250英镑( )。与此同时,我们还不停地写信给船用设备制造商,又稳稳当当地筹集了一系列的装备:油漆、树脂、绳子、聚碳酸酯窗、船底泵、水密舱壁、罗盘等等。此外,火星公司还捐赠了4000根巧克力棒。我的父亲与英国陆军协商了一下,又给我们弄到了250份军用份饭 。 至此,我们算是取得了环球探险在设备和物资上的一些成功,也让我们有了面对所有困难和挑战的信心。 遭遇的难题 “这个想法很棒,确实非常振奋人心。”这是一个著名电池制造商的回应,“若能与我们的商标紧密相连,实在适合。不过,你们所计划的3年时间实在是有点儿长,连我们的电池都要吃不消!” 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小伙子啊,等你们探险回来,我们都要入土为安了…… 还有一份来自一家知名保险公司: “在目前情况下,敝公司若与两位如此勇敢的环球探险扯上关系,对我们来说风险稍大。” 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要是让全国人民看到你们那破船在岸边1.6公里处沉没,还看到你俩穿着我们的衣服,这可有损顾客对我们的信任啊…… 更多的,则是一些套话: “我方经过谨慎考虑,很遗憾地通知您……” 翻译过来就是:要饭的,一边儿去,跟别人学学啊,找点儿像样的活儿干…… 甚至连理查德·布兰森(Richard Branson)都拒绝了我们,据他的公关人员说:“理查德凡事喜欢亲力亲为,这事儿也想自己做。” 而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靠边儿站! 直到2月上旬,我们的祈求终于有回应了。“法伊夫香蕉”成为了我们的赞助商,慷慨地向我们提供了3万英镑( )。 不过,凡事有得必有失。因为这笔交易,我们的小船被漆成了黄色,变成了一根超级大香蕉,我们就只好踩着这艘“香蕉男孩”渡过旅程的第一片海域。 这前景,实在太让人难堪,简直无法想象! 但内心一直有个声音告诉我:有困难才会有挑战,有挑战才能更有成就! 暂且不说钱的问题。1月份的时候,史蒂夫决定不让雨果担当支援队队长,负责运送摄制组人员和部分物资穿过西伯利亚大荒野了。于是我和史蒂夫便驱车从伦敦赶往马什伍德河谷,去“酒瓶客栈”找他,闻名世界的吃荨麻比赛就是在那里举行的——新的一场马上又要开始了。因为我5岁就认识雨果了,以我对他的了解,知道他尤其不喜欢史蒂夫“特别自我”的领导风格,所以自告奋勇去告诉他这个噩耗。 然而,我的请求却遭到了拒绝。作为此次环球探险的领导人物,史蒂夫希望亲自出马。 我们到达的时候,天已经黑了。酒吧顶上低矮地横着橡树木梁,天花板上留下烟熏的痕迹,里面几乎没什么人了。我们要了一瓶啤酒,找了两个挨着炉火的凳子坐下。10分钟后,雨果飘了进来,点了一杯喝的,然后在我们对面坐下。气氛顿时变得紧张起来,雨果也意识到了有事情将要发生。 片刻沉寂之后,史蒂夫开口了:“雨果,你不认为自己的态度有问题吗?或者,你认为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吗?” 天哪,别问这么多啦,直接告诉他,他被开了! 半小时后,会谈崩溃,所有人都大发雷霆。可怜的雨果老弟气冲冲地大步走了出去,甚至都还没弄清楚我们要他干什么。雨果还是这么顽固,完全不肯屈服,不肯自我批评,这更是让史蒂夫怒火冲天。而我也对史蒂夫满腹怨言,他怎么可以一上来就想让雨果自己退场呢。 如果更坦率一点,事情还会是这样吗?谁知道呢。无论怎样,结果都一样,连带的结果,也是可怕的:我和雨果情同手足的友谊就此终结;我们彼此相交甚深的父母,如今却也不得不各自分站立场;甚至,连我和史蒂夫之间的关系也急剧紧张起来,为日后的情感大爆炸埋下了火种。 更为糟糕的是,克里斯也被逼进困境,迫于与雨果之间的友谊,他不得不做出抉择:要么与他的造船伙伴团结一致,罢工不干;要么恪守承诺,继续完成这项让他引以为豪的项目,担负起责任。而最后起推动作用的则是他与雨果创造的这个东西,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让他的抉择明确起来。 他选择了后者。这对于我们的环球探险实属幸运。 因为没钱雇人,所以我们必须要自己学一大堆新技术——包括操作电脑,这在那个MS-DOS(微软磁盘操作系统)操作系统的年代绝非一件易事。但为了丰满梦想的翅膀,我们决定学会用它来写建议书、新闻稿、演说稿、公关稿,还有拟定预算、挖掘潜在的赞助商,甚至申请签证、研究路线、训练急救…… 其中更为重要的,则是怎么拍摄这次环球探险。曾有两位摄影助理突然来访,再后来,我们便从肯尼·布朗(Kenny Brow)那儿收到了一个超级棒的解决方案。肯尼·布朗是格拉斯哥本地人,也是一位崭露头角的纪录片制片人,他和另外11个人住在伦敦北部罗素广场一个没人管的破杂屋里,还兼职当送报人以支撑他的制片事业。3月的一个晚上,我们在特拉法加广场的康多斯酒吧见了面,并向他陈述了环球探险计划。不过肯尼的话我们实在听不懂——终于见识到浓重的苏格兰口音的厉害了。 “抗来,你个是尊被耗一气悄寂腻害滴换丘坍陷哇。”(看来,你们是准备搞一次超级厉害的环球探险啊。) “啊,什么?” “那尼们尊被什么西候粗发?”(那你们准备什么时候出发?) “呃……能再说一遍吗?” 肯尼看起来是个很有意思的人。他鼻子尖尖的,像从地里拔出来的萝卜,而拔的角度却又不到位;较之脑袋,他的嘴巴实在太小了,不过上面剃得干干净净;棕色的额发密密麻麻,活像一根象鼻子;眼睛倒是显得很机灵,不停地动来动去、左看右看,好像脑子里有剃刀在转动。 因为听不懂他说的话,我就只好这么盯着他研究起来。史蒂夫喝了一口啤酒后开始讲述我们的计划,说希望可以沿途采访一些小学生,问问他们对于世界公民的看法,同时拍下来,以加强各文化之间的交流、包容和怜悯。这期间,我注意到肯尼在座位上扭动了几下,从他那机关枪扫射一样的话语里可以破译出,他对环球探险最大的兴趣在于骑行、拍摄,以及“啪照”。这样也好,他基本打消了我们对拍摄工作的忧虑。 积极备战环球探险 肯尼严肃、乐观、积极,他的导演范儿让我在之后的工作中受益匪浅。一个星期后,我便成了小屋的第13个成员。一方面是为了和肯尼一起专心准备拍摄工作;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让我和史蒂夫之间有点儿喘息的空间。 罗素广场四周全是杂乱的四层小楼房,位于吉尔福德大街上的杂屋很快便成了一个操作中心,我们在这儿准备新闻宣传、拍摄工作、骑行设备、食物储备及其他陆上物资。虽然这地方如此多功能,但仍然不能用“舒适”一词来形容——屋内的墙壁和地板全都翘了皮,也没有取暖设备。寒冷的三四月份,我和肯尼把我们所有的衣服全都穿上了,还要敲打着两台老古董一样的电脑,写着赞助倡议书直到黎明。待到精疲力竭,我们就蜷缩在地板上,抽时间小睡一会儿。 但在我们之后漫长而又艰辛的环球探险经历中,这集中营一般的条件根本算不得什么。 况且杂屋里的其他居民全都是货真价实的“无主珍宝”,有大画家、作家、音乐家,还有抢劫犯和职业小偷,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心甘情愿地为我们提供帮助。有个叫吉姆的DJ,同时也是一家辛辣政治杂志《尖叫》的编辑,他自告奋勇担任环球探险的新闻发言人,不求酬劳;卡特里奥娜,一个沉溺酒色的红发女郎,最拿手的就是把我们的赞助倡议书润色成优美的散文;“指头”是一个业余拳击手,后来变成了职业小偷;马丁是一个温文尔雅的素食主义大厨,还是个技术娴熟的自行车技工,他自愿为我们组装自行车,还为我们准备了穿越大西洋所需的食物。 依靠大家的共同努力,我们的计划才得以顺利进行。随后我们在泰晤士河上举行了第一次新闻发布会,环球探险计划的赞助商,格罗斯特公爵殿下将小船命名为“莫克沙号” ,与此同时,吉尔福德街头党则加快了物资储备的步伐。 一个支援大网逐渐织起,有了这张大网,整个计划才得以继续实施。 4月中旬,“莫克沙号”基本可以正式试航了。不过,首先我们得保证翻船之后它可以自动再翻回来。所以在到索尔科姆(Salcombe)下水之前,我们利用博物馆的手动吊车把它丢到了埃克斯河中。经过初步无人操纵测试之后,我和肯尼便爬进了船舱,系好从“弹道清洁公司”的大卡车上弄来的安全带。肯尼还借了一个相机用来拍摄。史蒂夫和克里斯则在一旁操控吊车。 小船向一侧倾斜了90°之后,河水开始在滑行的舱口四周喷涌,我将头靠在另一侧夹板上,头发就在一片上升的水域里遨游着。 “肯尼,你没事吧?”我看到“象鼻”在舱内翻了个跟斗,紧张地大声喊。 “没事。不过座位像是要散架了。” “天哪!”随着船只的倾斜角度逐渐增大,河水已经升到了我的眼睛处。 还好有惊无险,小船的平衡能力基本没什么问题。 而接下来发生的,则是整个环球探险纪录片中最尴尬的一幕…… 考虑到造船车间因为我们而欠下了巨债,博物馆当时已经濒临关闭,所以我们决定炒作一个新闻事件为其做做宣传。我们计划踩着这只史无前例的两人海上脚踏船绕着运河转一转,以此引起记者们对它的关注并对我们进行采访,再报道报道。 于是我们来到索尔科姆岸边,准备来个下水处女秀,天空体育台会通过我们新装上的航海对讲机进行现场采访,以肯尼预录制的几个镜头作为播放背景。 精彩节目马上就要上演了…… 我踩着小船非常谨慎地驶入了浑浊的河水,最近下了些雨,河水因此高涨,甚至有些汹涌。史蒂夫则坐在驾驶舱里:等着摄像的镜头。 “这边,史蒂夫。跟我们打个招呼!”《每日星报》(Daily Star)的“暴躁狂”大声喊着。 “可以把船掉个头朝着我这边吗?”说这话的是《多塞特晚间之声》(Dorset Evening Echo)的。 这时,史蒂夫猛然把脑袋转向驾驶舱里面:“杰森,你听!”声音中还夹带着些许恐慌。 根本顾不上回应,我赶紧用力推起了船舵。 居然没反应!我又急忙用两只手朝着相反的方向不停地又推又拉,还是没反应。 “呃……杰森……” 一股激流从前方袭向小船。 “老弟,快掉头!” “我……不知是船舵卡住了还是怎么!”我又用力向后蹬,试图让小船退到安全的区域,仍然无济于事。 汹涌的河水将我们扫到了河道的一侧,河水击打船只的速度越来越快,澎湃的水花四处飞溅。突然,又一个声音传来,轰隆隆的。 “杰森!”史蒂夫大叫起来,“该死,这里有瀑布!” 我飞快地踩着,努力将舷侧转到激流前面去,争取靠上河道边缘的混泥土墙。 哗啦……哗啦……河道里回荡着木头散架一样的声音,令人作呕。“莫克沙号”如今是船尾在前,完全失去了控制。史蒂夫胡乱挣扎着爬到了前甲板上,发狂地抓着河边的柳木枝。随着一个黑乎乎的充气垫及时把我们弹出,此次“尴尬事件”就此完结。我们早已是满脸通红,齐刷刷地候在一旁的记者们,他们全都捂着嘴,拼命地忍住不笑出来。 《帆船月报》(Yatching Monthly)的记者——他肯定是个一辈子没靠近过船只的卑鄙小人——夸张地写道:“一艘脚踏潜水艇被大风刮到海上……险些倾覆、沉没。” 那天,我们终于见识到了新闻界的种种穷凶极恶,不过经历了这次小意外,我们也掌握了船只操作的一些基本技能。掌舵的关键,完全依赖那个叫活动船板的玩意儿,也就是我们留在工作车间的那根1米长的木头。 当天下午,我们又重新让“莫克沙号”在索尔科姆港口下水了,还带上了3天的食品,准备出发到海上去——活动船板已经牢牢地就位了。 我们踩着船踏到了海上,海岸线模糊的轮廓就变得越来越远了。我们交了一次班,但没过几分钟,史蒂夫脸上就露出一副受挫的表情。我们相互递了个眼色,然后不约而同地大笑起来。 “真他妈无聊啊。” “说得委婉一点嘛。” “史蒂夫,”是该更进一步谈谈我们的共同事业了,“咱俩都清楚,一旦真的到了大西洋,那才是无尽的噩梦呢。所以,我们必须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 史蒂夫若有所思地点点头,却吐出一句“再过半小时,就到营业时间了。” 又一阵窃笑…… 多亏涌动的海水,到了晚8点,我们终于回到了国王之臂酒馆,挨着斯图亚特还有肯尼一起烤火取暖。 “好了,小伙子们,为出海试航成功干杯!” 斯图亚特高高举起酒杯。 “是啊,仅仅耗时15分钟!”肯尼嘲讽地嘀咕着。 酒水一杯接一杯,将夜晚丢在了后面,暖暖的火堆和大家商讨的嗡嗡声逐渐成了背景,而我则陷入了一阵昏沉,忽然意识到把一件事落在了脑后,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10点45分,我终于想起来了。 “该死!史蒂夫,天空体育的采访!” 我们一跃而起,冲向外面的公共电话亭。史蒂夫在里面缩成一团,拨打着一张碎纸片上的号码,而我则到处搜寻10便士( )的硬币。 “直接给你们接上线,”制片人开门见山地说道,“10秒钟后开始。”电话那头,传来一个男主持的声音,采访开始了。 “……现在让我们连线英吉利海峡那头的史蒂夫·史密斯和杰森·路易斯,他们正在准备一项历史性的环球航行,目前已经进行3天的试航了。两位,晚上好!” “主持人好。”史蒂夫回应道。 “我们正在看你们今天早些时候在索尔科姆港口那边蹬船的镜头,水面看上去很平静啊,海上的情况肯定大不相同了吧?” “是啊,风还挺大的……”我那位环球探险搭档眯着眼睛看着电话亭的玻璃,玻璃上只有他月牙儿眼睛一样的映像。 “估计也是。对了,杰森,跟我们说说你们今晚吃什么大餐了。” 我当时头脑一片空白。 史蒂夫匆忙接过话:“稀饭。” “稀饭?”主持人大笑起来,“晚上吃这个还真有意思,对吧?” 突然传来一阵呼啦声,有个家伙从酒吧的后门冲了出来,是下午跟我们一起喝酒的那个橄榄球手,他对着我们身旁的矮墙一阵狂呕。 “什么声音?”这位主持人显然是来劲了,“听起来好像有人生病了啊。” 史蒂夫假笑道:“是啊,是那个……杰森,他还没摆脱晕船状态呢。” “也许是稀饭太好吃了吧,哈哈!” 自以为是,我心想。 “好了,小伙子们,最后一个问题,你们有没有开始想念陆地上的什么东西呢?” 我竖起拇指指了指酒吧,又指了指手表——再过5分钟,就不能点单了。 “呃……当然……想念温暖小酒吧里的啤酒。”史蒂夫一边回答,一边尽力忍住不笑出来。 “哎呀,那是当然了。哈哈!小伙子们,你们得再加把劲呀,也许要不了几天就可以回到地面了。哈哈!” 只需过5秒钟,挂了电话我们就能喝到小酒吧里的啤酒了,笨蛋…… 最后的“战役” 我们计划中的启程日——5月1日——来了,又过了。因为缺少赞助,我们每往后推迟一天,骑行到达俄罗斯最东部海参崴的日子就要晚一天,赶在北半球的冬天来临之前让“莫克沙号”下水的日子也会晚一天。不过,我们并没有为即将冻死在西伯利亚而激动万分,倒是决定修订一下截止日期。如果截止到6月1日赞助还不到位,就得推迟到明年春天,或者干脆放弃整个计划。即使是推迟到明年春天,前景也依然不容乐观:又要再度过摧残灵魂的一年,靠着社保过活,住在被人遗弃的房子里。 这日子真让人绝望,而让人绝望的日子总会不经意生出鲁莽大意的对策。“莫克沙号”还等着我们给它装上许多必需的小部件——餐具、炖锅、水壶、食物贮藏箱、电池、夜壶(天气恶劣时备用)、海绵(用来排水)、掌上雾号、钓鱼线、钓钩——这些全都需要钱,而我们一分也没有。只有靠自己了!我跑到东伦敦的船舶供应商那儿,想办法弄了个橡胶水桶、两块海绵,还有一把硬毛刷。结果呢,还没跑多远,我就被沃尔沃斯商店外面的一名保安以逮橄榄球之势扑倒,水桶和海绵滚到了路上,还有两位路人十分厌恶地看着这一切。 我被拘留了,并被拖到柏斯多警局。受到如此重创,我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但在拘留室里待了一会儿之后,这位警官显示出十分的好奇:一个2.5英镑( )的水桶跟一次人力环球航行的成功有什么关系?给予了警告之后,他便放我走了。然而,真正的惩罚还是来了,史蒂夫对我提出了严重警告,他非常生气,因为我差点儿连累了整个项目。 我们的家人,还有史蒂夫的前女友玛利亚,在得知整个环球探险计划濒临难产之后,纷纷前来解围。赞助也会很快落实,到时我们就能拿到贷款,足够偿付雨果的工资,完成“莫克沙号”的建造,至少能让我们上路了。在1月份的伦敦船展上,活动组织者把“莫克沙号”作为特别展示也带去了,许多胡子花白的航海爱好者审查了“莫克沙号”之后,都摇着头走开了,有一位甚至还公然说,我们的环球航行绝对会是他这辈子见到的最成功的自杀之旅。 就在那时,我们也还没有足够的资金来完成整个旅行。眼看着在东欧就要把基金给花完了,我们就把航行的路线往西改了改:先往南骑自行车穿过法国、西班牙和葡萄牙,到阿尔加维海岸(Algrave Coast)再乘“莫克沙号”下水,然后横渡大西洋到达北美。美国是一个相对较为年轻的国家,遍地都是开拓创新的精神,应该会给我们提供一大笔赞助。筹集到一定资金后,我们再踩着船横渡太平洋到澳大利亚去——至少要碰到一组相对极,也就是在地球表面正好处于相反位置的两个点,这样我们的大探险才可能会与诺里斯·麦克沃特 《吉尼斯记录大全》的创刊编辑)在1971年规定的“真正的环球航行”的条件相符:穿过所有的经线,至少两次穿越赤道,至少完成40000公里(相当于赤道的周长)的航行。 7月12日是重整计划后的出发之日,但肯尼还没弄到摄像机,我们只好不停地求助于BBC和其他广播公司,哪怕租给我们一个也行,但最后还是一无所获,而我们自己是不可能买得起的。最终别无选择,还是小屋里的“指头”演了一出骗保大戏:他从位于米尔顿凯恩斯的租赁中心租了一台摄像机,在回尤斯顿的路上让他的一个密友带下火车,然后说相机被偷了。 吉尔福德街头党还在小屋里办了个派对,以筹集将“莫克沙号”运往葡萄牙的资金。整个活动中除了卡特里奥娜的朋友弄伤了胳膊之外,算是超级成功了。大概有200号人来这里狂欢,我们因此捞到了1500多英镑( )。 大概睡了一个小时之后,我就拖着蹒跚的步子走到厨房,厨房里可谓是一片狼藉。简单吃过早餐后,我就抓起一辆新近收到的“麦迪逊脊背犬”赞助的山地自行车出了门。再过半个钟头,我就要跟皇家地理学会《孤独星球》(Lonely Planet)的记者见面了。 到了外面我才发现,7月的早晨可真是阳光灿烂!我一路轻轻松松地在稀疏的车流中迂回穿梭,心情非常愉悦,感觉浑身轻飘飘的。我的自行车简直就像一匹长着翅膀的骏马踏着云彩翱翔一般,伦敦的大街小巷就在这马蹄下,渐渐变成了精美的织锦。 欧洲:在路上 一场旅行,寻的是死,也是转变。 ——保罗·泰鲁(Paul Theroux),《大洋洲的快乐岛》 格林威治,皇家天文台 1994年7月12日。 白色的环球探险T恤随风飘荡,史蒂夫和我跨坐在自行车上,头顶上飘着一个将在午后13:00准时降落的深红色巨球。 我们伟大的旅程就要开始了…… 时间一秒一秒地逼近,我的心跳也越来越快。真是激动人心的一刻啊,特别是我们周围那些历史标志性事物,更是让我激动万分——本初子午线作为时空的中心,校准着地球上的每一块钟表。 正午热烈的阳光洒在一群集结的亲友身上,我的姐妹茱莉亚和维姬站在一旁,微笑着表示支持,手里牵着我的侄儿爱德华、乔治以及弗雷迪,他们尚小,还不明白他们这精神错乱的叔叔要做什么。那天早些时候,亲爱的维姬将两块吉百利巧克力棒塞到我手上:“多补充点儿能量。”她鼓励地小声耳语。 要很久之后,才能再见到他们了。只是,很久,很久是多久…… 我一时感慨万千,13年的时间,世界可能千变万化。我将我的重量级老古董摩托罗拉“手砖”安置好,13年过后,也许这玩意儿就会变成一个跟信用卡差不多大的设备;互联网的变化和天气的变化一样会成为街头常见的话题,而不是极客( )之间悄悄谈论的什么阴谋;托尼·布莱尔或许上任又离任;法郎、里拉、比塞塔可能都会被欧元所取代;奥萨马·本·拉登可能会和真人秀明星们一样成为家喻户晓的名字……总之,在时间面前,一切皆有可能。 我转身瞥了一眼史蒂夫,他正用力抓着车把,指关节变得粉白,脸上写满了疲惫。我们已经两天没有睡觉了,那天凌晨5点,肯尼、马丁和我还在忙着从小屋里撤退,其实也就是把衣服和装备塞到黑色的麻布袋里,再丢进DHL大货车的车厢里。我兜里揣着19.2英镑( ),那可是我为此次环球航行所攒下的所有积蓄。 “现在应该掉下来了呀。”史蒂夫一边说,一边扭头看着那个深红色的球。我看了看手表,是卡住了吗? “该死!”我嘀咕着,“赶紧行动吧。” 我们抓着彼此的臂膀,相互点头鼓励,身子一倾,便开始了无尽的脚踏运动。我们向着欢呼的人群挥了挥手,潇洒地蹬出院子,踏上了满是优雅栗树的大道,它们那嫩绿的枝干也在头顶弯曲着,似乎也在向我们道别。 “A21……”来回绕了三圈之后,我一边找着南行的路,一边大声地喊了起来,“A21他妈的在哪儿呢?” 我们这趟历时多年的旅程才刚刚开始15分钟——其中还包括在南伦敦晃悠的时间——我们就迷路了。真是有意思!我们带着法兰西的地图,带着比利牛斯山、阿尔加维海岸的地图,还带着大西洋、加勒比海以及北太平洋的航海图,甚至还带着一副天文导航星空图,可这会儿却满伦敦寻找A到Z的路标! 与此同时,马丁已经开着大卡车拖着“莫克沙号”赶往沿海的莱伊镇 (Rye)了,第二天一早,我们就是要从那儿横渡英吉利海峡,到达法国的布伦市(Boulogne)。正当我们一头雾水时,肯尼不知从哪儿冒了出来,他坐在一辆摩托车的后座上,而骑车的是吉尔福德的街头党保罗。终于有人能带路了! 直到我们的路线已然清晰的时候,摩托车才慢慢停在了路边。 “史蒂夫,感觉如何?”肯尼大声喊着,架起摄像机,又继续前行。 “太棒了!准备了3年,终于要启程了。”史蒂夫咧嘴笑着,一阵狂喜,我还从没见他这么高兴过。 “去哪儿?” 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哇哦!”他猛地一个急转弯儿躲开一个路牌,“然后……大西洋!” 我们像三剑客一样并排行进在暖暖的柏油路上,突然一股骄傲感袭来,我为我这位昔日的大学同学而骄傲。我们都付诸了很多努力才走到这一步,但史蒂夫所付诸的劳动最多、坚持的时间最长,他乐此不疲想方设法将脑子里的想法变成现实,并付以坚持不懈的努力,才终于得以将我们伟大的探险呈献给世界。要说今天是谁的好日子,那肯定是他的。 然而,这一幸福时刻并没有持续多久。 “你丫倒是赶紧给老子让路啊!”一个脸色发紫的光头男人从一辆迷你小轿车的车窗里探出头尖叫起来。他急速从我们旁边绕过,引擎一阵轰鸣。 天哪,我心里想,我还巴不得离这娘炮远点儿呢。 他因为我们而被迫减速,还要绕道,早已怒火中烧,于是就有了一阵言语的“你来我往”…… 两小时后,我们冲上了塞文欧克斯(Sevenoaks)附近的小山,混乱的伦敦终于被我们抛在了身后,环绕在四周的是南唐斯丘陵(South Downs)奔放的景色。我们享受着阵阵清新凉爽的空气,空气里还弥漫着新摘下来的草莓的芳香。待到左转驶向弗利姆威尔(Flimwell)时,一排排干燥屋映入眼帘,它们已不再被用来烘干啤酒花了,而是成了度假屋。不过,它们仍然会勾起我对英格兰的点滴回忆:夏日的午后躺在酒吧的花园里,凝望着绵延起伏的绿油油的小山,山上是密密麻麻像松饼一样的绵羊,而我默默地喝着鸡尾酒,直到“烂醉”。 顿时我感到一阵惋惜,当一切都成为了回忆,我才懂得去感激那些生命中的美好。 横渡英吉利海峡 我从黑暗中醒来,意识模糊不清,只听到一阵阵海鸥的鸣叫响彻夜空。我躺在睡袋里眨巴着眼睛看着那些影子,这儿不是小屋!海水的味道唤醒了我的意识。 啊,没错,我想起来了,人力环游世界…… 好像有什么东西不停磕碰着身旁的码头,原来是“莫克沙号”左右摇摆着,它甩动着系在身上的绳索似乎迫不及待地想要出发,使得海港里的水没精打采地溅起。过不了几个小时,我和史蒂夫就要蹬着小船横渡世界上最繁忙的一条水路了,这条水路上有汹涌的潮汐,有变化莫测的狂风,还有数不清的障碍物。所有的挑战都在前方恭候着我们…… 就算横渡成功,我们也很有可能会被另一边的法国海岸警卫队拘留。在法国的领海里驾驶“非正统航行物”——任何没有马达或者船帆的航行物——是严重触犯法律的。不过这项规定还是很靠谱的,起码可以阻止一些傻帽儿蹬着空气垫,冲进几千吨的超级大油轮的航道里。但若真要让我们开着一艘注册登记还附有支援船的远洋轮船,简直太荒谬了! “再有个啤酒架就好了。”史蒂夫一边说,一边开启酒罐。 “还要一个厕纸架。”说完我感到浑身发热,汗水像暴雨一般从脸颊流下。“真不敢相信,在以后的行程里,要首选这种方式解决如厕。”我唠叨起来。 史蒂夫傻傻地笑着:“我看你现在这样子也没觉得有什么惊讶的啊!” “现在才五点半,我以前可从没这么早就出大汗。不过这些碳水化合物真有用,我喝得越多,就越想蹬。” “越想尿?” “也想尿。” 这完全都是兴奋状态下无聊的玩笑,算是严峻时期到来之前的一点儿放松吧。 两小时后,该换岗了。“好了,懒鬼,”我说道,“想来干点儿活吗?” “先等我速速搞定个事儿。”史蒂夫一边回答,一边伸手从他头顶的网袋里拿出一包烟。 9点30分,我们已经赶到了分道航行的边缘,却看到4艘满载集装箱的大船突然出现在西南方的地平线上,它们像一群步伐沉重的雷龙在海峡上迁徙。“莫克沙号”的最高时速也只有那玩意儿的十分之一,最多算个快速步行。我们此时就像是保龄球场上一只孤单立着的瓶子,4个大球直直地朝着我们冲了过来。 鲍勃·巴顿(Bob Button,“格拉斯号”船长)的声音突然出现在广播里。 “呼叫‘莫克沙号’,有一批大船正从西南方驶来,也许你们已经看见了。依照他们前进的速度,我们已经来不及赶到了。现在请听指挥……” 万分感谢支援船! 9个小时后…… 广播里传来法国人的声音,警告我们不要靠近禁岸。那个禁岸看起来就像一团低密的积云。夜幕降临,布伦的钠灯像黑暗中闪亮的小星星一样噼里啪啦地打开了,照亮了我们前进的目标,到了最后805米,我们终于看到了红红绿绿的航道指向标。 人都在哪儿呢?随后我们就发现那天是巴士底日( ),是法国人民举国欢庆的日子。几乎所有法国人都会陪着自己的家人享受盛宴,庆祝他们从中世纪的封建制度中得到解放。我们还真是交了好运,他们和英国佬持续了几个世纪的战斗,一年之中也就消停这么一天。 斯图亚特从“格拉斯号”上下来,在码头迎接我们,手里还抱着一瓶香槟。他兴奋地摇动着,像为一级方程式车手庆祝一样,把我们淋得满身都是。 庆祝会当然井然有序。我们成功抵达了环球探险之行的第一个国外海岸。 穿越法国 第二天一早,我们趁着法兰西的醉鬼们还没有睡醒,趁着海岸警察还没发现这个长相奇怪的航行物,就赶紧逃离了布伦。我们往市政吊车司机兜里悄悄塞了100法郎 ,然后把“莫克沙号”拉上岸装进吊车后面的拖车里,开始了2600公里的陆地之行——前往阿尔加维海岸(Algarve Coast)。 当然,史蒂夫和我也要骑行这么远——穿过法国,越过比利牛斯山到达西班牙,然后向右进入葡萄牙——天黑之前骑到,还可以让肯尼拍点东西。我们计划让巴黎、马德里以及里斯本的媒体都对“莫克沙号”进行一些列报道,以此继续寻找赞助商。 我们重整旗鼓的第一天十分短暂,最后赶到了离阿尔德洛海岸(Hardelot Coast)只有24公里的地方,那儿便是我们此后13年里所访问的873所学校中的第一站。这正是个好机会,我们可以为世界公民电影拍点儿镜头了。这个电影计划是受世界公民教育委员会(伦敦的一个慈善团体)的启发,也正是他们担保格洛斯特公爵殿下成为我们的赞助人。我们计划沿途采访一些青少年,问问他们认为2000年以后世界将会面临怎样的环境问题,以及该采取什么应对措施。完整的电影最后将会被翻译成不同语言,在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有联系的学校上映,以此启发那些未来的决策者们。 我们还会请一些孩子表达他们对本次环球探险的看法,问问他们想不想有这样的经历。 “不想。”一个长着胡萝卜头的男孩回答道,“太花钱、太辛苦,还要做很多计划,要花上一辈子呢!” 我们还问这个9岁的小朋友,人们是不是会开始严肃对待全球变暖现象,结果他回道:人们只会假装关心一些事情,而他们真正感兴趣的却只是赚钱。他还说,保护环境和行动起来完全是两码事。 7月19日晚,肯尼和马丁已经向巴黎进发,而我和史蒂夫则在亚眠(Amiens)附近的小树林里扎了营。那可真是痛苦难熬的一天!153公里的路程,大部分时间我都骑着这个长途骑行所需的新设备,纠结着那些匪夷所思的装备:分布在无数个链齿轮和杠杆之间的21个齿轮还有电子里程表,以及里外都夹着的自锁脚踏板。然而,最糟糕的则是那个弹性纤维短裤,真是莫名其妙地紧身,看起来俗不可耐,我的两个蛋蛋就这么醒目地突出来,像两个放在手帕上的鸡蛋。法国的农民们看到我经过,全都大笑起来,一个把卡车停在路旁的司机还恶心地朝我丢三明治。 后来史蒂夫才告诉我,裤子……穿反了。 史蒂夫去捡柴的时候,我就查看了马丁那天早些时候带来的东西,有法式长面包、卡门培尔奶酪、西红柿,还有几瓶可以给我们舒缓筋骨酸痛的廉价药酒一般的便宜酒。简单吃过晚餐,我们就重重地在睡袋上坐下,凝视着噼啪作响的火堆。经历了这么多出发前的大小波折之后,终于可以在野外放松一下了,我们在蟋蟀吱吱喳喳的叫声中迷迷糊糊地睡去。 一早醒来,我们就在一条非常平滑的大路上轻松地滑行,天空晴朗无云,法国的北疆映入眼帘,呈现出一幅色彩明亮的方形拼图:绿油油的卷心菜园和巧克力色的泥土,道路两旁连绵不绝的奶黄色向日葵也在向我们赞许般摆动着大大的花朵。偶尔我还会感到有小小的翅膀发出噼噼啪啪的声音。一团黑乎乎的东西从路面上空飘过,一大群闪闪发亮的腻虫正在这肥沃的田地间迁徙,它们一会儿飞过我们满是汗水的胳膊,像飘浮的彩带;一会儿又盘旋到我们头上,像是给我们戴上了会颤动的翠绿色皇冠。 78年前,这片土地则是一副完全不同的景象:1916年,索姆河战役爆发,这里到处伤痕累累、面目全非,战役爆发的第一天,单单英国就有将近60000人伤亡。在1992年春全身心投入环球探险事业之前,我曾到附近的英联邦战争公墓委员会当过志愿者。公墓位于蒂耶普瓦勒市(Thiepval),有75%的坟墓都是无名人士,他们的遗体或无法辨认,或根本无法找到。高高的纪念碑上刻着大约72000个名字,灵魂的回声在纪念碑寂静的阴影下回荡。我给那些粉白的墓石除去周围的杂草,然后为我多年未解的一个谜团寻找线索:人生,到底该怎样度过? 我随即陷入一片沉思:在那即将“步入天堂”的瞬间里,死神就躺在几步之外的泥土里,生命是如何以它最鲜活最有力的形式呈现出来的?而存在于世、最终变得至关重要的经历,又是如何变为痛苦的根源的? 亨利·大卫·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在他的名作《瓦尔登湖》里曾经说过:“不要爱,不要钱,不要名望,我想要的是真理。我坐在桌旁,桌上有丰盛的食物和酒水,还有阿谀和奉承,却没有诚挚和真理,于是我忍着饥饿走开了……” 我一直想探寻这个真理,但我当了一个月志愿者后,却仍旧一无所获。于是我想,真理,也许在那浩瀚的海洋中才能找到吧。 在巴黎,每辆巴士背面都有一个裸体女人,给各种产品打着广告,从假阳具到微芯片儿,要穿行这座城市轻而易举,我们只要跟着一对大致南行的小乳头,让我们的男性思维自动导航就行了。 随后我们来到奥尔良市郊,在卢瓦尔河谷(Loire Valley)附近闲逛。去往英特超市短短的几步路程看起来是那么的艰难,我们不禁慌张起来——史蒂夫负责看管自行车,而我则迅速走进去拿了几个东西。出来的时候,我看到史蒂夫正在跟两个阿拉伯年轻人聊天,那两人没精打采地躺在小摩托车上,还有一个人跪在地上正从我自行车后座的驮篮里拿东西。 “喂!”我大吼一声,“你他妈想干什么?”我把东西放下径直朝他走去,用手指着他:“你他妈别碰我的篮子!” 那个小偷不屑地瞪了我一眼,嚯地站起来,一脚把我的自行车踢翻了。作为回馈,我踹翻了他的兰美达摩托车。 正当我们打得异常精彩,史蒂夫和那两个年轻人在一旁手足无措的时候,两个专门在附近抓小偷的人突然从一群呆望着的人群中挤了过来,我的对手迅速跳上一辆飞驰的小摩托车后座,驾着一团蓝色的烟雾逃离了。 后来,我在奥尔良市中心一个观赏喷泉那儿把血和污渍洗掉,史蒂夫向两个路人询问维耶尔宗怎么走,一个戴眼镜的小伙子正准备上一辆小车,转身对我们说,他知道路。更巧的是,他还是一个自行车狂,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他说他家就在附近,晚上还可以让我们借宿。 眼镜小伙叫里冒德,他女朋友忙着做饭的时候,里冒德就在一旁给我们讲述他在世界各地的骑行冒险,还告诉了我们一些技巧。 “要想有不同寻常的旅行经历,就要走不同寻常的路。”他说道,“我们在每个国家都会看到一些相同的事物:喧哗的车流、单调的沥青路、车厢内焦急的面容,还有那些令人厌恶的路边加油站,售卖着价格超高、味道极差的食物。但要是走不同寻常的路,你就可以在不同寻常的村庄里停下,跟真实的人儿聊聊天,专心地感受你周围的生命,体验一下不同寻常的文化。” 里冒德解释说,很多事情,都取决于你最初行动的理由:“是为了赢得一场不同寻常的沥青路上的比赛,还是去了解一个不同寻常的世界,抑或是了解你自己?” 作为一个身体力行的佛教徒,关于时间,里冒德的态度也和我们一样。城市变得这样拥挤,这样无所不能,这样让人甘于屈服,而乡村却又失去了它独有的魅力。直到后来的旅行中,我才理解了他的这番话。 里冒德和他的女朋友就像两个守护天使,在我们迷失的时候,在我们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不经意地出现并将我们收留,还送上热乎乎的食物,等我们恢复了体力和精力,再送我们重新上路。 下列三种情况,出现任何一个,都很可能让我们丧命:船被大浪打翻;跟别的大船相撞;碰上岩石或者珊瑚礁。假使,这只小船——克里斯和雨果从造船学校毕业后的处女作——能承受大浪,我们也很可能会意外溺水。 接下来,史蒂夫会直接穿过桑塞尔山丘,在布瑞福的一个暑期学校与肯尼和马丁碰面。而我则继续拥抱卢瓦尔河谷宽敞的弯道,到达奥伦治,再抄小路到法国的里维埃拉,去见两个老朋友,奥利弗和马尔扎,他俩在格里莫港开了一家小店。而这段路程足有1600公里,这意味着我每天要蹬上240公里,才能按时抵达。 这样其实也不错,为了大西洋之行,是该锻炼锻炼了。 我从圣埃蒂安市(St.Etienne)的高山上一路下来2000米,进入罗纳河谷(Rhone Valley)。路上到处枝繁叶茂,一簇簇梅子、杏子、桃子还有梨子从树枝上垂下,在格里莫港的最后这两天,我都吃着免费的食物一路飞奔。那两位法国东道主看到我之后明显吃惊不小,不过我看起来肯定糟糕极了。我还没来得及喘口气,电话就响了。是肯尼打来的,听声音好像很生气——我和史蒂夫相隔千里,要他怎么拍“两个小伙伴环游世界”的纪录片! “我在奥特里夫(Auterive)等你。”他说,“大概,16个钟头后吧?”也不等我回答,也不管我能不能赶过去,他直接挂断了。我看了看地图,奥特里夫距此650公里,于是我当即就出发赶往马赛(Marseille),心里十分恼火,不禁开始诅咒环球探险,诅咒肯尼,诅咒他的纪录片。这无疑就是强行限制,是我一直都痛恨的东西。 我不停歇地骑了24个小时,两只手已经变成了僵硬的爪子,中间的三根手指全都麻木了,只有拼命地抓抓脑袋才能找回点儿知觉,路人见到我这样都乐得哈哈笑。 8月1日早上6点整,我的小腿后肌疲乏地抽搐着,屁股也磨掉了皮,走到奥特里夫的城市广场上便瘫倒在一张长凳里。没过多久,肯尼慢慢把我抬起来,扔给我一块干瘪瘪的羊角面包。我愤恨地瞥了他一眼:“你简直是一个卑鄙、无情的混蛋!”而他只是耸了耸肩,回了我一句:“说点儿有意思的吧。”然后干脆利落地架起摄像机,准备做采访。 向葡萄牙进发 3天后,我和史蒂夫在圣让德吕兹港(Saint Jean de Luz)的大西洋海岸边重逢,开始了我们漫长的比利牛斯山之行。经过23公里的攀行,海拔上升了1千米,山路越来越陡峭,迂回的路面越来越窄,氧气也越来越少,我们尽力克服种种困难,最终到达了西班牙纳瓦拉高原(Auterive Plateau)。 虽然只攀行了3个星期,但我已经发现,骑着自行车爬山归结起来就是两种感受:超级兴奋和超级痛苦。这取决骑车人的状态、意志力,以及自行车的性能。在长途攀行的过程中,我们一旦停下后再度出发,简直比下地狱都要痛苦,而且爬得越高,就越想下车到路边躺着休息。我可以毫不客气地说,自行车肯定是一个恶心的虐待狂发明的最残暴的工具,那个混蛋唯一的爱好就是让别人受尽折磨。 夜幕降临,开始下雨了。我们继续攀行,越来越浓的迷雾慢慢将我们层层包裹,满载重物的大卡车挂着低挡吱嘎吱嘎地经过,前灯照亮一缕缕从路面卷起的令人毛骨悚然的蒸汽,轮胎发出嘶嘶的声音,扬起的灰尘弄得我们一脸脏兮兮的。对许多人来说,这可能是一场噩梦,但对史蒂夫和我来说,这就是大探险:我们越来越接近世界的边缘,接近安逸与苦难之间那根微妙的界线,生命中的一切——幸福或痛苦——都开始变得越来越生动,越来越有趣。 一场暴风雨从北边袭来,横扫峡谷。四处雷声轰鸣,闪电在山口峻峭的石墙上映出奇形怪状的影子。每一次电闪雷鸣过后,周围的景象都会变成白色的印记定格在我的视网膜里。过了一个发夹弯后,我们头顶的乌云幕布终于变成了繁星漫天的夜空。 史蒂夫停下来欣赏着山谷下面的闪电。 “简直不可思议!”我赶到他身旁时,他惊讶地对我说。 我喘得上气不接下气,只能点点头回应。 我们就这样欣赏着从高处看过去的暴雨雷电,长长的电流急速穿过云顶,从峡谷的一边飞到另一边……这景象,实在太壮丽了,简直让人神魂颠倒! 但几分钟后,我们就打起了寒战,攀爬产生的热量早已被这寒夜给蒸发掉了,只剩下浑身湿透后的寒意惹人烦恼。 随即我们又打起精神,吃了包饼干和火星巧克力棒后便穿上卫衣开始了漫长的下坡之路,前往西班牙的潘普洛纳(Pamplona),我们还要从那儿进入葡萄牙呢。 “你在这儿看到什么牲畜了吗?”肯尼一边问,一边将自行车举过一个异常高的篱笆。 “它们头上长角吗?” “当然,它们是牛。” “我指的是那种超大的角。” “那我就不知道了,没有仔细看。” 史蒂夫这时已经在一排栓皮栎那儿开始搭帐篷了,非常好!我们总算摆脱了恼人的荆棘、咬人的蚂蚁,也没有汪汪直叫的狗了。傍晚的空气中弥漫着软木的芳香,最后几缕光芒照进西边一片乳白色的迷雾里,几只鸟儿在枝头讲着睡前的悄悄话,除此之外,便是一片寂静。 我慌忙闭上眼睛。难怪昨天看到的篱笆那么异乎寻常…… 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公牛已经移动了。它正站在史蒂夫红色的睡袋旁,这样的场面让人十分不安。我在马德里一家酒吧里的电视上看到过:一头跟它一般大的公牛不停地用牛角刺穿斗牛士手中挥舞着的红色斗牛布。 我小心翼翼地拉上我的睡袋拉链,尽量不让它注意到,然后一动不动地躺着…… “畜生!”吃早饭的时候我说起这事儿,史蒂夫生气地大喊大叫,“为什么不提醒我?” “我不想激怒它。”我回答道,向他暗示我也是为了安全起见,“当时,你那个睡袋已经够让它恼火的了。” 肯尼从摄像机的取景器上看过来,“要是再有类似的事发生,”他激动万分地说,“记得告诉我啊,我好把摄像机打开,要知道,有波折和惊险的纪录片才好看呢!” 在过去的12天里,我们已经从比利牛斯山开辟了一条道路,继续向马德里前进。这些天我们骑行了几百英里,穿行在烈日的暴晒下和灰白的稻草间,再有半个小时,就可以到达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边界了。 快到边界的时候,肯尼就骑到了我们前面。要不是路中央有一个小小的木屋,我们根本就不清楚边界在哪儿。若是肯尼摇头,就表示前面有守卫,我们就得从路上撤离,穿过树林溜到附近去。结果他绕着检查站观察了几圈儿后不停地点头——边界空无一人。幸运女神再次向我们招手了。 我们沿着壮丽的特茹山谷(Tejo valley)迂回下降,两边尽是像埃尔维嘉这样的小镇:老人们休闲地坐在自家后院里看着果树慢慢生长——生活节奏如此缓慢,让人不禁怀疑这里的生活到底还有没有节奏。 就这样,我们一路来到了里斯本。 横跨4月25日大桥 卡斯凯斯海军俱乐部的人们热情通融,我们在那儿待了一个星期,给“莫克沙号”漆上最后一层白色的外衣,给俱乐部的成员讲述阿尔加维海岸的故事。我们最初的计划是从位于欧洲大陆西南端一个叫萨格里什(Sagres)的渔村出发,试图避开岩石海岸,以最快的速度进入大西洋。但俱乐部的秘书查尔斯·林德利(Charles Lindley)则建议我们从东边24公里的海滨浴场拉古什出发,因为那儿更宽广。他有一个熟人不久前在那儿建了一个码头,还说可以帮忙我们建立一个根据地为出海做准备,还可以找一辆吊车帮“莫克沙号”下水。 可问题是,怎么到拉古什?特茹河上横跨着一座吊桥,连接里斯本直通该国南部,但只允许机动车辆通行,怎么办?更何况我们这次环球旅行最基本的一个原则就是:全程仅靠人力。 “游过去吧!”我提出了建议,“也就1.6公里,马丁可以用货车把自行车拖过去。” “可以啊,只要不怕被那玩意儿吞没。”肯尼回应道,“上游有一个超级大的核电站。” 别无选择,我和史蒂夫只能机械地蹬着自行车,行进在高速公路最慢的一个车道上。8月29日早晨的阳光格外明媚,吊桥高高的上部结构被照得通红,很像它那座落于旧金山的姐妹桥——金门大桥。不一会儿桥上就出现了一个标识,无需翻译也明白其意思:“禁止!”——下面的海报上画着自行车、马拉车以及步行者。根据海军俱乐部成员路易·施特菲斯的推测,我们成功的几率非常小,就算没有被拦截,也会被一路的收费站和警察设的路障堵住。 桥面的坡度逐渐升高,我们得以欣赏到下方波光粼粼的河面。快到桥中央的时候,我们发现一个警察骑着摩托车停在左边的车道上,正在给一辆轿车开罚单。我们尽量不引起他的注意,企图从旁边溜过,但警察也不是吃干饭的,几秒钟后,我们就被一阵呜哇的警鸣声追上了。 他将我们拦下后上下打量,眼神里溢满了鄙视——我们都打着赤膊,汗水像大雨一样从身上往下淌。自作主张骑自行车横穿4月25日大桥(Ponte 25 de Abril)就已经够糟糕了,我们还赤裸着上半身,这无疑是雪上加霜,就好比是在教堂里裸奔啊。 面对这样的情况,最安全的做法就是让他护送我们到大桥的南边,然后开个罚单,再送我们上路。但是怎么可能呢,他已经看穿我们的举动了,绝对不会让我们如愿的。 只见他大步走到高速行驶的公路中央,伸出带着皮手套的手指挥三条车道上来往的车辆停下,然后招动另一只手示意我们穿行到路对面。可想而知,在这个上下班高峰期,司机们免不了一顿乱骂,有些人甚至把身子探出窗外,挥动着拳头。 适当地羞辱了我们这两个“危害社会”的英国人,让葡萄牙人狠狠地骄傲了一回,这位警察又轻蔑地瞪了我们最后一眼,然后加大油门往里斯本驶去,无奈我们只能跟着他走。 史蒂夫脸上写满了失望:“就差一点点了!” 看到摩托车从视线里消失,“混蛋!”我一边咕哝一边立刻将自行车掉头,“走!”我们又重新蹬回斜坡,在车流中迂回逆行,车辆的保险杠和后视镜急速与我们擦肩而过。 太刺激了!我的心脏砰砰直跳。 毫不意外,我们收到了司机们超级统一、慷慨激昂的回应:一阵阵刺耳的鸣笛声,还有人做出下流的手势,更有人咆哮着骂娘。 “太疯狂了!”史蒂夫在我身后喊道。 车辆迎面而来,一个个都想把我们推下桥,还有一个混蛋甚至从大货车上跳下来试图抓住我。 这些人脑子有病吧!我心想。自从进入这个国家,我们还没遇到过这么鲁莽的事情呢,看来得为自己的安全多考虑了。 而此时唯一的安全选择就是回到马路另一边。 我迅速低头,躲开一双伸向我的手臂,立刻下车穿过中央的隔离带,然后上了快车道,顺行朝南骑去。 一切完美…… 而我回头看了看,却没看到史蒂夫。 该死,他到哪儿去了? 一排收费站出现在眼前,其中一个正懒洋洋躺着的警察看到了我。 “停下来,停下来!”他一边喊一边挥舞手臂,大步走了过来。 别再让我掉头了! 我一边想着,一边加快车速,时速达到了83千米,然后毫不费力地扫过了一个空荡荡的收费站。 不一会儿我就听到了响亮的哔哔声,转身看到一个脸色苍白的急救人员正从一辆救护车的车窗里指着我。 “请停下!请停下!”他喊道,“请你停下!请你回去!安全,安全……” 我笑了笑,然后加快车速,不停下又怎样?从我身上碾过去? 追了1.6公里后,救护车终于放弃了。我藏在一个长满草的土堆后面等着史蒂夫,可半个小时过去了也没见他的影子。我不禁担忧——他是不是被关到警察局了? 就在这时,他出现了,看上去精神还不错。 “什么情况?”我朝他大喊,“还以为你被捕了呢!” 史蒂夫笑得上气不接下气:“差点儿被抓了。刚刚……真他妈太疯狂了……对吧?我跟着你也……也穿到另一边,但警察已经在那儿等着了,五六个人跑过来要扁我。” “然后呢?” “他们想敲我一笔。” “罚多少?” “7000埃斯库多 ,太荒谬了!我就说我没钱。‘好吧。’他们说,‘那就没收你的护照,明天带钱来取!’我又说我没护照。” “最后呢?” “他们觉得没趣就放我走了。” 拉古什,整装待发 那天下午,我和史蒂夫偷偷从4月25日大桥溜进了拉古什,230公里的路程却让我们用了一天。马丁和肯尼已经把拖车上的东西卸下来放到从码头租来的储藏室里,马丁的任务完成了,他要开始漫长的路程—— 返回伦敦了。马丁实在太棒了,他不仅安全地把“莫克沙号”运了过来,还给我和史蒂夫上了一堂自行车维修速成课,甚至教我们怎么做才能让红萝卜和南瓜这种没意思的块根农作物吃起来不那么像硬纸板。 此后的几个星期,就是一场没有尽头的瞎忙活,处理那些数不清的重要细节。史蒂夫全神灌注地给“莫克沙号”装上雷达反射器和太阳能电板,再把帆布床固定好,盖上舱盖。肯尼搜索他脑子里所有关于电器的知识,帮忙把布线系统安装好。与此同时,我则专注于食物储备、药箱整理以及安全设备。日子虽然一天天过去了,但我的“待办事项”却没有减少,反而越来越多——没有马达,这一堆要支撑我们下海航行的玩意儿还真是复杂又庞大。 做任何事,我们都会设想最糟糕的情况:我们准备了抗生素以应对细菌感染,甚至还准备了针线,以应对被鲨鱼咬了的情况;英国皇家空军捐赠了两件救生衣和一个单人救生筏以防“莫克沙号”沉没,万一船体只是有一点点损伤也没关系,我们只需把一张软质PVC甲板切成一节一节的,用订书机订在船体外面就行了。 水是我们最关心的问题。“莫克沙号”上的空间太有限,不能把整个航海旅程需要的东西都带上,而一个掌上海水淡化机可以把海水转化成淡水,抽吸一个小时大概可以弄到4.5升淡水,万一这玩意儿坏了,我们可以到最近的五金店找点儿材料修补一下,还可以顺便弄个淡水蒸馏机作为紧急备份:在壶里将盐水煮沸,让蒸汽在一根绕着一桶冷海水的铜管里冷却,最后就能得到淡水了。 我那位可爱的同伴害怕我们会因为脱水而慢慢痛苦地死去,于是我就做了个示范以减轻他的恐惧。 “等我们凯旋,就可以把它放到科学博物馆展出了。”我一边骄傲地说着,一边把容器放到排水管下面。我非常确定,淡水随时都可能冒出来。 史蒂夫盯着这个奇怪的装置露出一脸怀疑——壶里的水已经沸腾好几分钟了,却只冒出一点点蒸汽。“我真怀疑,”他说道,“这是幼儿园的玩具吧。” 10分钟后,第一滴出现了。 “快看!”我得意地指着容器。 “是啊,都够泡一杯茶了……” 最后,就是计划该怎么合理地把所有东西装载了。所有食物和装备都要先称一下重量,以确保“莫克沙号”可以水平地浮在水面上。若是前面太重,大浪打过来时船头就会被大浪盖翻,然后慢慢下沉。若是船尾太重,船体就会像前轮离地的自行车那样重心后移,让我们难以掌握。所以我必须要适当地装载货物,这也是船身自我平衡原理的关键。 随着最后一项装载任务的完成,我们期盼已久的大航海终于要变成现实了,这感觉,就好像是在度假之前将行李打包好了一样,终于要出发了。只不过,这一次完全跟度假无关…… 正因如此,我们白天越是卖力地干活,晚上就越是尽兴地放松。 出发的日子越来越近,我们就越来越珍惜在陆地上的时间,每分每秒都在尽情地享受——若是远航途中遭遇了什么,这就是我们最后的陆上记忆了。 出发前的那个晚上,我坐在码头的厕所里,将摄像机放在对面的水槽上,准备记录我的第一篇视频日记。 我按下红色的录像按钮。 你和史蒂夫会想念陆地上的什么呢? “首先,肯定是卫生纸。”我的声音在厕所里回荡,“在之后的3个月里,肯定就只能靠大海了……” 大西洋:深入碧海 他,忘了自己,忘了所有,只看见小船在大海上游戏,大海在小船边游戏,要想抛开一切,就必须马上开始这样的游戏。不过,他必须小心翼翼,若非需要,万不可进入这游戏的深处。然而,要想不走太远……实在难以做到。 ——伯纳德·莫特希尔(Bernard Moitessier),《漫漫长路》 出发到海上 蚁群一样的祝福者聚集在码头为我们送别,他们从黎明就开始等了,我们挥手告别,还和肯尼无聊地调侃。该出发了,大家的情绪都有些阴郁。 斯图亚特一副担忧的样子:“杰森,希望厄运远离你们!” 史蒂夫和我小心翼翼地爬上“莫克沙号”的船板,准备解开浮筒时,一个同样有航海精神的伙计巴里·萨德勒(Barry Sadler),丢给我俩每人一个装满无花果干和坚果的塑料罐。 “也许你们会为了食物而争吵。”他狡猾地眨了眨眼,说道,“所以,我在上面都贴好了标签,一个写着‘他的’,另一个写着‘我的’。”有必要吗?我想,难道我们不是要分享所有东西吗? 但事实证明:大航海还不到两个星期,我们的食欲就开始像烈火一样熊熊燃烧了——每天都要消耗8000多卡路里。直到那时我才明白,在资源逐渐减少的情况下,人类可以这么快就暴露出自己最原始的动物本性。 我踩着踏板驶向辽阔、平静的海峡,从海港出发直奔大海。在绕过防浪堤东南角一条红白相间的导航标时,一股温柔的水波将“莫克沙号”的船首掀起,小船趁势突然向前,朝着我们日思夜想的大西洋奔去。天哪,离开拉古什的感觉可真好!疯狂的玩乐让我们疲惫不堪,健康也开始出现状况——我不得不给自己打针,一天两次,防止感染(那药还是从拉古什一个女服务员那里弄来的)。在出发前的最后几天,其他人都在为船只的准备工作埋头苦干时,我则悄悄溜到斯图亚特租来的公寓里尽情享乐。如今,我可算是为自己的玩忽职守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一艘拖网渔船满载昨晚的收获轧轧地从我们身旁经过,海鸥在头顶盘旋着、鸣叫着,萨格里斯半岛(Sagres Peninsula)像蜂巢一样的悬崖上反射着清晨金黄的阳光。在这一望无际的地平线上,我只能看到一个像微型灯塔模型一样的望塔,而尖尖的塔顶上立着一个长长的剪影,也许是个游客吧。 500年前,在同样位置上站着的,应该是航海家亨利吧,他透过望远镜注视着一块块鼓起的帆布逐渐变成模糊的斑点,最后消失在西边的地平线下。近代先进的航海技术不断提高,促使横帆船也得到了迅速发展,船体更加精致、宽敞而功能全面,可以装载足够的物资和人员进行长距离的海上穿行。也许,斐迪南·麦哲伦(Ferdinand Magellan)算是最有雄心壮志的一位:1519年,他率领由5艘船组成的船队驶向东印度群岛,当时船队全体船员共237人,3年后仅有80人返回,他们精疲力竭、伤痕累累,全都挤在“维多利亚”号上 虽然只有一艘船返程,但这次航海仍被人们誉为胜利之行——不仅因为船上的丁香、肉桂价值不菲,更因为这是航海史上最伟大的壮举之一:第一次环球航行。 为我们首次大航海选择这样一个吉利的地方出发也并非巧合。当年,正是这样顺时针方向的风和气流帮助了麦哲伦到达南美之行的第一站,而今,同样的风和气流也将带领我们奔向迈阿密。但如果坚持从葡萄牙的东南沿海出发,我们最终将会搁浅在加勒比海的海滩上。 5小时后,VHF无线电里开始有动静了。斯图亚特从支援船“佩特内拉号”(Petronella)上发来说,他们已经掉头回拉古什——肯尼要的镜头已经弄好了,我们也已经脱离被海水冲上圣维森特角岩石的危险。 “你们的无线电没问题!”斯图亚特在离我们不到10米的“佩特内拉号”上高声喊道。他还满怀信心地说,依靠这个精心设计的船只,我们一定会顺利抵达。说完,他就走进他那间闷热的娱乐室里,返程回英国——是时候让我们单独出发了。 这是支援船最后一次从我们身旁经过了。八个死党站在横栏那儿挥着手,向我们做最后的道别,我连加利福尼亚佬卡洛斯的鼻子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把握好风向!”他扯破嗓子喊着,史蒂夫嘟嘟地吹着掌上雾号以回应这个“佩特内拉号”上唯一的男中爆破音。支援船发动机的声音越来越微弱了,斯图亚特“崎岖”的容貌也渐行渐远了。 回想过去的几周里,他的眼里总是充满了孩童般的高兴劲儿,如今,他却像个父亲顾盼自己的孩子一样靠在船尾的横栏上张望着,眼神里溢满了担忧。此时此刻,我的家人,尤其是我的母亲,想必也是这种心情吧。出发前一天晚上,我打电话做最后的道别时,我的父亲还问我有没有立遗嘱。“为什么要立遗嘱?”我问。正当我张口准备说我想时,他说:“重要的不是你遗赠的东西,而是你想土葬,还是火葬?” 除了父母,这世上能有谁还会关心我们死后的那点儿破事儿…… 现在,我们真正脱离支援船开始独自前进了。海面一片寂静,像是笼罩着一块厚重的毯子,什么声音也没有。我闭上双眼,只能感受到海水在轻轻拍打着船只,船只在海水里轻轻地起伏。不过这寂静的世界却能让我们更清楚:我们身在何处,要去何方…… 离海岸已经有1.6公里远了,几年来的构想终于付诸实践,不再只是挂在嘴上的理论了,我们真正到海上了,终于要开启我们心中伟大的航程了! 我突然睁开眼睛:“史蒂夫,你他妈把我们拖到这儿来干吗?” “说实话,我也搞不清。”他咧着嘴笑了起来,那幅表情傻傻的意思就是——别问我! “万一……我们的决定,其实是个非常、非常糟糕的想法呢?万一我们想做的,是个错误……” “不玩了?”史蒂夫眉毛一抬,“这个嘛,目前来看,已经没办法了。” “不可能,你开玩笑吧?” 我无语了,双手抱着头,天哪,我都做了些什么? 适应海上生活 史蒂夫拿出一支注射器,仔细瞄准后用力扎向我的右臀。 “哎呀,你个混蛋!”我打了个寒噤,“用不着那么使劲儿吧!” “别动!”他边说边把注射器推到底,“反正这是最后一针了,多疼点儿也许能让你长长记性,不再那么粗心。” 他说得也对。接下来的3个月里我每天都要忍着疼痛小便,糟糕透了。 “到时候我也没办法,”他继续学着门格尔医生( )的嗓音夸张地说,“只好实施大手术了,而且不打麻药。” 目前我们已经航行一周了,逐渐适应了新奇的水上世界。但最初的几天简直是备受煎熬,不能很好地进食与消化,总是想吐,甚至只要一想到英国军队把整顿油腻的英式早餐都塞到锡箔袋中做成“军粮包”,就会冲到船边吐个不停。不过现在我们已经基本适应了,对于在“莫克沙号”上生活的信心也与日俱增。 我们已经了解船在海水上的移动规律——像海豚一样随着波浪上下起伏,就像骑着一头机器公牛:臀部不停摆动,上半身则保持平衡。所以,不管是沏茶还是小便,我们都要随时腾出一只手准备抓住栏杆,否则突如其来的波浪会让我们直接扑向舱壁。 经过几天的尝试,我们最终决定白天实行两小时轮班制,晚上则是三小时。休息的人就可以去睡眠舱整顿疲惫的身体,睡眠舱的尺寸跟棺材差不多,而且十分简陋。虽然刚开始在里面会感到幽闭,但“鼠洞”(后来起的绰号)很快便成了船上最诱人的黄金位置——这是船上唯一可以让人放松伸展全身的地方。 另外一个可以休息的地方,就是踏板对面那个简陋的胶合板箱上。不过坐在这儿总会有大量的活儿需要干,比如导航、维修设备、在架子上的小丙烷炉上做饭等等。 夜幕降临,由于出海前没来得及带上罗经照明灯,我们就把舱口的一角对准一颗孤星——北极星(只有它可以作为导航的基准)——来保持航向,而且每隔30分钟左右必须调整方向以跟上地球的转动。 夜色给这个玩具屋一样的船舱平添了独特的风味,在没有月光的夜里蹬着踏板,就像是完全被剥夺了感官,失去了意识,海浪的节奏是唯一能感受到的律动。在数小时的漫漫长夜里,我们的思绪会漫游到千里之外——或追忆童年,或思考当下,或展望未来。我们把这叫作“神游”,根据疲惫程度,神游的内容可以是认真的观点分析,也可能像失控的乒乓球一般在一系列话题中不断跳跃,直到最后都忘了最初要思考的是什么。 第八天,拖网渔船 凌晨时分,我正在思绪中漫游,忽然发现有一些异样:远处,漆黑的海浪后面有点点灯光忽隐忽现。我立刻将思绪拉回现实,身体向前倾,试图通过打开的舱门看得更清楚些。的确有东西,好像是一艘船……但它离我们究竟有多远,又驶向哪个方向呢? 离开伦敦之前,我和史蒂夫去上了免费的游艇课程,仁慈的讲师托尼·伊萨德看出我们几乎毫无头绪,便把教科书上的航海知识讲得十分透彻,还教会我们一些基本的导航技能。但那些毕竟只是理论,与实际还是有差距的。 海浪逐渐平息,我可以分辨出在单一的白光下面还有红色和绿色的光,这表示有一艘船正驶向我们。远远地,我能看到那艘船上只有一盏桅灯,吃水深度在50米以内,但低处那些如同钠光灯一样更加明亮的光线是什么?我仔细回想了“灯光和形状”这一课的内容,但遗憾的是什么也没想起来。 那究竟是什么? 我继续踩着踏板,不停地透过聚碳酸酯窗户注视着如同圣诞树装饰般的灯光的行进方向,奇怪的是,对方的路线似乎并没有改变。是因为“莫克沙号”太小,在水中又显得太低,他们看不到我们的导航灯光吗?我急忙打开无线电。 “向偏北航行的朋友,我们是行进在附近的一艘小船,我们的机动调度能力有限。收到请回话!” 没有回应。 再试一次,还是没有回应。 “该死!”我嘀咕道。我开始有些心惊胆战了,便停下工作站起来打开舱门,清楚地看到在对方甲板的灯光下,有5名船员正在舷外的支架上和摆动的渔网下工作。天哪,那是一艘拖网渔船! 恐慌瞬间如浪潮般向我席来。“莫克沙号”比我想象中要小很多,而且两船之间的距离也比想象中近很多。更糟的是,我们就要相撞了! 怎么办……怎么办?我脑海里顿时一片混乱。叫醒史蒂夫?不行!等他从“鼠洞”爬出来,对方早已把我们撞碎了……发射信号弹?不!等找到信号弹…… 渔船距离我们只有不到200米了,并且正快速朝这边逼近。其实我还是有时间蹬踏板避开碰撞的,但因为无法判断究竟是对方即将撞上我们,还是仅仅与我们擦身而过,盲目地蹬踏板可能会无意中把“莫克沙号”驶向对方的航道。 最终,我什么也没做,只是呆坐在那里不知所措。发动机的声音越来越大,甲板上刺眼的灯光夺走了我的视线。接受现实吧!仿佛这就是命中注定的结局,但却不像想象中那样充满戏剧性,没有电影中惊慌失措的脸部特写,也没有令人崩溃的背景音乐。那一刻我突然发现:在现实生活中,生于死之间的时空似乎没什么异样,甚至很宁静。 我深呼一口气,准备面对这一切。 就在这时,一个黑压压的庞然大物出现在眼前,上面的数字深深地印在我的视网膜上,涡流的嘶吼不断充斥在耳边,令人作呕。 我闭上眼睛,等待着疯狂的一击。然而,什么都没有!没有撞击声,也没有转动的螺旋桨。我满心疑惑地睁开双眼,甲板上穿着黄色粗布衣服的船员就在几步之外,我甚至都能看清他们衣服上扣子的花纹。 我惊呆了,一直坐在那儿看着那艘拖网渔船的白色尾灯消失在夜色中。终于,我的双手不再发抖,于是起身往茶壶里倒满水,也许喝点热茶会让我内心平静下来吧…… 我看了看表,已经过了3点,该叫醒史蒂夫了。 史蒂夫爬出“鼠洞”时,我喃喃自语道:“刚才差点儿送命啊。”我尽量让这话听起来很随意,但颤抖的声音还是出卖了我。 “为什么不叫醒我?”他激动地厉声喊道,“我们可能会丧命的!” 我支支吾吾地说:“我以为……我以为它离得很远,可没等反应过来,它就已经朝这边逼近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情况有点儿失控……我不想……不想让死亡成为你醒来后面对的第一件事。” 史蒂夫呆望着船底,努力地理解着发生了什么。 “杰森,下一次不管怎样,请一定要把我叫醒。我可以在你蹬踏板的时候去找信号弹。” 当然,他说得没错。我紧咬着舌头,第一次一言不发地走进睡眠舱,思忖着下一次该如何处理迫在眉睫的状况。我承认,这次我失去理智了。 然而,当时我并不知道,不久之后我就有了挽回理智的机会。 转道驶向马德拉群岛 第二天,突如其来的一个波浪打中了驾驶舱,弄坏了我们的摄像机。这台机器是肯尼从一个电影制片人那里借来的家用摄像机,它在惠特布雷德环球帆船赛上经历了将近10年的风吹雨打、辛苦劳作,早已伤痕累累。这样的物件应该摆在博物馆里,但它却成为我们仅有的拍摄工具。考虑到肯尼已经为纪录片付出了大量心血,我们决定改变航向去马德拉群岛(Madeira),想办法把它修好。 我们从拉古什出发已经行进了大约563公里,目前为止海上的条件都还不错,风力也没有超过四级(24千米/小时)。第12天的拂晓时分,我们距离马德拉群岛最北端仅有大约105公里了,我美美地睡了3小时后从“鼠洞”中醒来,却看到一个高达4.5米的巨浪向船头袭来。这是“莫克沙号”在波涛汹涌的大海里接受的第一次真正考验,它能够坚强应对吗? “风转向了,现在是南风。”史蒂夫一边抱怨,一边逆风使劲儿蹬着踏板,“膝盖疼得要命!” 我将身体拖出舒适的睡眠舱,像一只不愿破茧而出的蛾子,然后坐下来眯起眼睛看着大海,眼前尽是海浪的白色泡沫聚成的条纹,像极了骏马的鬃毛。船上的生活不再宁静了,船里的所有东西都被不断拍打的海浪浸湿,我的凉鞋也在船内几厘米深的水里漂着。更惨的是,我挂在临时用天线棒搭的晾衣绳上那件黑白条纹T恤也不见了,那可是我最后一件干净的衣服! 我暗自骂道,该死!混蛋!妈的!那夜近乎让人丧命的经历顿时又浮现在脑海里。这就是我梦寐以求的大探险? 嘈杂的人声打断了我的喃喃自语,我跳着站起身,焦躁地环顾四周。在我们后方大约90米处,一辆灰白色的摩托艇正快速向这边驶来,8个穿着橙色救生服的人朝我们不停地挥手、叫喊。 “什么人?”史蒂夫一边说一边使劲儿伸长脖子。 随后,我们就看到东侧有一艘巨大的货船,船尾写着马尼拉母港的注册信息。如此一来,一切似乎都有了合理的解释。 “菲律宾人。”我对史蒂夫说,“也许他们以为我们需要救援。” 果然,摩托艇在离我们不到20米的地方停了下来,上边的人挥动着粗壮的手臂示意我们过去。穿橙色救生衣的掌舵人高兴地喊道: “我们来救你们,我们来救你们!” 史蒂夫站在我旁边,对他们说:“谢谢,但我们不需要帮助。” 对方却仍然比划着、叫喊着,似乎在庆祝这一动人的救援。 我看向史蒂夫:“估计他们听不懂我们在说什么。” 他把手放在嘴边,做出一个喇叭的形状,再一次试着喊道:“我们想留在这儿,我们不需要帮助,谢谢!” 这一次他们似乎明白了,这些英勇救星们脸上喜悦的表情迅速变成了困惑。接着他们又半信半疑地挥了几次手,最终还是放弃了,发动着小艇奔向了母船的怀抱,一边走一边不断地摇头。 “他们一定认为我们疯了。”我笑着说。 “是啊,”史蒂夫附和着,“两个半裸的疯子乘着一艘破船在大海中央飘荡,怎么说怕是都解释不清吧。” 突然,我们的无线电有了动静,是那艘货船的船长想在出发前确认一下情况。他的话语虽然断断续续的,但至少可以理解。 “你们没有发动机?”他问道。 史蒂夫按下了话筒上的按钮,“是的。”声音里似乎有一种自豪感,“我们小船的动力来源于一辆自行车零件儿,我们准备蹬着踏板从欧洲去美国,没有帆,也没有电机,仅此而已。” 对方停顿了很久。 “所以不需要我们的帮忙?” “没错,船长。我们不需要援救,不过还是谢谢您的关心。” 对方又停顿了一会儿。 “最后一个问题,你们是哪国人?” “英国人。” “呃……好吧,我想我明白了。” 接下来的两天,马德拉群岛的火山灰始终在地平线上方徘徊萦绕,直到阵阵南风好不容易逐渐消退,我们才得以继续走完距离丰沙尔港 最后的16千米。虽然在海上只待了两周,但看到远处苍翠的树木,我们还是兴奋得像看到了天堂。我们沿着海滨穿梭,一幢幢房屋坐落在绿树葱葱的山上,高耸入云,就像是豪华王冠上的颗颗珍宝。 我们迎着一路芬芳驶入码头,这里整齐地停靠着一排排来自世界各地的游艇,主帆随着微风轻轻拍打着桅杆。飘荡着法国国旗的豪华游艇上的船长狐疑地看着我们,一定是在想这艘小破船哪来的胆子驶进这样的专属豪华港口。 靠岸后,史蒂夫把船系在游客码头边,然后开始寻找海港办事处,希望能有一个固定的停船位置。由于刚从船上下来,他还不能掌握平衡,只好摇摇晃晃、步履蹒跚。 10分钟后,史蒂夫带来了令人失望的消息:一小时后我们就必须离开,到公共水域去抛锚。不过还有一个问题:我们忘记带锚了。 “从那个旁边溜过去吧,他们肯定发现不了。”史蒂夫朝着一家法国酒馆努了努嘴说道。 “别妄想了,你没看到刚才那个人的表情吗?” 因为还有一些时间可以仔细考虑停船的困境,我们决定分头行动。史蒂夫自告奋勇去给我们的家人发传真,告知他们我们还活着,并解释一下在这里停留的原因。而我则去当地的电视台,想办法把摄像机修好。 45分钟后重新会合,我找来了当地电视台的主播玛瑞娜·费格罗拉和一个摄影师,后来还在海港办事处找来一个美联社的记者。这样一来,晚间新闻可以报道我们,明早的报纸也会有我们的版面,我们的命运肯定将大有转变:马上就会有免费泊位供我们使用;一大群饶有兴趣的围观者开始为我们捐款,用不了一小时,我们就会成为当地名人。而此时,电视台的技术员正在检查摄像机,附近的滨海渔家餐厅说关门以后可以把剩菜留给我们。 夜幕降临时又刮起了南风,天色逐渐暗沉,风暴也在不断聚集,我们的新朋友都各自回到了家人身边。我把“鼠洞”让给史蒂夫,自己则四处去寻找其他的住处,住酒店是不可能了,我身上的8英镑( )连青年旅馆都住不起。 我在扎尔科路上的超市买了一瓶腐酒,如果只能露宿街头,起码喝点儿酒能让我小睡一会儿。这酒喝起来像汽油,不过很管用,一瓶酒下肚,我胃里就如同有火热的熔浆在燃烧。 这时,从远处群山传来了几阵轰鸣的雷声,下雨了,雨滴像炙热的余烬划过我的脸庞。丰沙尔镇上一片死寂,倾盆大雨倒在冷清的街道上,我一边享受这免费的淋浴,一边小心翼翼以免被雷电击中。一辆疾驰而过的汽车带起一片水花,瞬间我浑身湿透,酒劲儿也开始发作。我抬起头,邪魅猖狂地大笑起来。 “看到了吧,混蛋!”我一边呐喊一边挥舞着手中的酒瓶,想要告诉所有怀疑、鄙视我们梦想的人:“我们还活着,而且活得很好!” 突然一只狗叫着朝我的脚扑过来,幸亏我及时躲进一家饭馆。 哗!天空划过一道闪电。 “呼——”被淹没在黑暗中的当地人叫喊着,他们已经习惯了频繁的断电。 “天啊!”餐桌旁的那个人高声惊呼,他坐得笔直,仿佛背后有一根棍子支撑着。 “混蛋!”我含糊地吐出两个字,又转身回到纷飞的大雨中。我们在那艘该死的船上度过了整整两周,像疯子一样昼夜不停地蹬着踏板,结果上岸的第一晚却无处可去。 挨家挨户敲了一个小时的门之后,我走到了一处植物园,这里的围栏将近1.8米高,我攀爬着翻了过去。 院内空荡荡的,静得诡异。我面前只有一座小湖,周围尽是窄窄的水泥路。黑暗中我看到似乎有一个稍微大一点的狗屋,什么动物会住在这里?我寻思着。 再走近些,我便听见了微弱的呱呱叫声。是鸭子,应该没错。 “好了伙计们,”我把头从狭窄的入口伸进去,“给我腾个位置,我是你们的新室友。” 黑暗中的一团团阴影怒气冲冲地朝着我发出嘶嘶的声音。 哪里是鸭子,是一群愤怒的天鹅,它们简直像是长了翅膀的罗威纳犬!似乎我只有走为上计了,可我浑身湿透,冷得直发抖,还能去哪儿呢? 只好向它们请求道:“伙计们,朋友们,你们不是应该喜欢水吗?” 我深吸一口气,再次冲入黑暗中,不料脚下一滑,摔倒在一坨粪便上。天鹅们因受到惊扰都气愤地冲了出来,在我周围扇动着翅膀,还发出刺耳的尖叫,很快我浑身上下就沾满了一层薄薄的天然肥料。无所谓了,反正现在我有了一个不会晃动的地方栖身,这不是我离开拉古什以来一直梦想的吗?于是我倒头便睡着了。 摄像机的零件还没空运过来,这次计划外的逗留从几天延长到了一周。这一周我们过得很愉快,仿佛是借来的时光,毫无预兆地为我们原本设定好的生活平添了些许随性与精彩。 虽然在这里的计划有所延迟,但我们也算是因祸得福——我们在偶然的一次检查中发现“莫克沙号”底部螺旋桨轴所在的尾鳍处有一道20厘米的裂痕。试想:如果摄像机没坏,我们一定会继续前行,要不了多久,大芯板上匕首状的裂痕就会完全裂开,螺旋桨轴也会因此松动而沉入大海,更糟的是,我们没有备用的螺旋桨轴,唯一的前进方式就只能依靠应急桨了,后果真是不堪设想——虽然应急桨能够用来避免沉船,但绝对不能把我们带到迈阿密。 这期间我有很多闲暇时间,主要用来研读梭罗的真理以及他提出的在人口过剩的国家简单生活的信条,我决定从审视自己开始。亨利·米勒(HenryMille)曾经若有所思地说:“上帝的宠儿是拥有千万层皮的洋葱,剥开第一层时会痛苦万分,接下来的每一层痛苦则会逐渐减轻……” 远离了尘世的喧嚣和纷扰,摆脱了现实的杂乱与扭曲,极度荒凉的大西洋是剥离人类意识的理想场所,在这宁静的孤独中,我能够一层一层地剥开外表,质问自己最原始的那个问题: 我到底是谁?或者说,我究竟是什么? 回答这个问题的方式便是冥想。每天我都从黎明中醒来,盘坐在天鹅房门口,闭上双睛专注地感受着吸入的寒冷空气以及呼出的温暖气流,努力模仿大卫·丰塔纳(David fontana)在《元素与冥想》中的姿势和呼吸。冥想的主要目的是集中注意力,让头脑跳出已经习惯的思维模式,让思维如书中所说的“像猴子在林间自由跳跃”。这样的冥想能够更加有效地处理思维过程。 经过一周的努力练习,我还是没能掌握冥想,注意力始终只能模糊地集中几秒钟,然后思绪就在各种莫名其妙的联想中开心地起舞了,最终也不知道到底想了些什么,有时甚至会直接睡着。当然了,像学习任何一门新课程一样,冥想也需要不断地耐心练习。持之以恒的耐心,我坚信我可以,但目前最重要的是为航海做些事情…… 第10天早上,摄像机和“莫克沙号”都修好了,船上有了露天市场里新鲜的果蔬作为食物储备,我们甚至还有时间在出发前一天探访当地的几所学校。 该离开了,感谢马德拉群岛!感谢善良的人们!我会想念那座植物园,想念那里只有半数灯泡正常工作的破旧风车;想念滨海露台餐厅的伙计们;想念面包店里的蛋挞;想念天天顺道过来看我们的妩媚的新闻播音员。 残酷的精神挑战 我们从丰沙尔海港出发一路向南,到了海港最南端后又转向西南,即将进入东北信风带,稳定的东北风从几百里处的非洲海岸吹向加勒比海,风速大约每小时28~37千米。如果能够尽早到达加勒比海,而不是被加那利洋流带到更偏南的地方,我们就更有机会顺利到达迈阿密,否则就有跑到中南美洲的风险——我们的环球计划就被彻底打乱了。 之前在索尔科姆的海上之旅才持续了一个小时,就让我们意识到踩着踏板横渡大西洋将会是一件极富挑战的事情。而我们现在才明白,现实要比想象中更加残酷。马德拉群岛已经消失在身后的层层波浪之中,我们就像是在轮子上奔跑的仓鼠,一刻也不停歇地向着目标奋力前行。我们必须要保持高效率的航程,因为行动得越慢,耗尽食物或者出现其他状况的几率就越大,大航海计划就有可能以失败而告终。这可不是我们想看到的! 两年后,残酷的事实验证了他这一理论。彼得第五次尝试在太平洋航行的第69天,俄罗斯符拉迪沃斯托克救援中心收到了他的紧急定位无线电信号,这一信号通常是在落水后才会被激活。一艘经过的货轮发现了已经完全翻倒的皮艇,并且所有信息都表示它是被另一艘船撞翻的。然而,皮特的尸体却一直没找到。 单凭人力驱动来穿越世界上最大的海洋,这不仅是体力挑战,更是精神上的挑战。身体能有很大的耐力,前提肯定是有坚强的心灵,否则,我们怎么可能到达遥远的迈阿密?怎样在单调的旅途中保持一腔热情? 除此之外,我们还有可能从这次航行里收获什么呢?或许是能适应了贫瘠、荒芜环境中的生活,学会了像在陆地上一样充实和愉快地享受?到达迈阿密无疑会是一项巨大的成就,但我会像几周前离开葡萄牙一样对离开这个移动的蔚蓝世界感到留恋吗?我想不会!除非我已经在陆地上。 由于不用负责导航,我可以自由地思考其他的事情,但这并不代表目前的状况不值得我担忧。现在我们还有90天的食物配给量,但前提是每天至少前进72千米,而我们经常难以完成这一目标。然而,我很快就发现用远在天边的目的地来鼓舞士气,不仅会影响我们的斗志,还会影响我们的体力。 因此,在离开丰沙尔一周后,我有意识地做出一个决定:忘了迈阿密,甚至干脆忘了所有陆地,只专注于眼前。我们定期采取小小的激励措施为自己加油鼓气,例如:凌晨1点到4点时间段的值班结束后,可以得到一杯茶或是一块巧克力;每前进约480千米或跨越5个经度(在地图上以黑色垂直线标出),就可以痛饮一杯百龄坛威士忌。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低效率的航行,我们的身体越来越疲惫,压力也越来越大,目标与奖励的激励作用变得越来越微弱。 陆地上常用的方法在这里更不适用:西方社会通过设置一些与消费者相关的标准来驱动产能,比如金钱、事业、房贷、设计师品牌、年终奖金、信用评级、退休基金……但这些东西在荒芜的海上根本没用。 要想在这个水上世界更好地生活,我们需要一套全新的价值观,并且需要有足够的动力激励我们前行。我必须重新审视自己过去所坚信的一切,才有希望跟大海建立良好的关系,去解决长久以来困扰我的复杂心结。 深海里绝处求生 长时间的疲劳又被我们称为“蔓延的灰色恐怖”,这个阴暗、邪恶的魔鬼一直潜伏在充满困意的头脑深处伺机而动,吞噬着我们愈发疲惫的身体。渐渐地,它像寄生虫一样不知不觉地入侵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削弱着我们安全执行任务的能力,夺走了我们心中哪怕是一丁点儿的愉悦感——看书、做饭这些我们曾经很喜欢的事情都变得索然无味。刚性的轮班制度变成了一把双刃剑:重复着同样的动作保持踏板一刻不停地运转,防止小船偏离航道;同时每次只能睡3个小时,加上忙里偷闲也不到五个小时。如此进行了两周后,我们都变成了行尸走肉。 史蒂夫建议钓钓鱼,打破一下如小仓鼠般机械的生活。在马德拉群岛上,我们结识了曾经的德国海军潜艇指挥官海因茨,他留着白胡子,眉毛很浓,成天喝得醉醺醺的。除了每天早上都会过来给我们的准备工作挑毛病之外,他还有一个很烦人的习惯——一刻不停地唠叨钓鱼的事情。 就在我们出发的前一天早晨,他还第无数次问了我们同样的问题:“这些鱼怎么办?” “要生存就必须要有鱼,必须要有鱼!” 通常,这个老顽固每天早上都会欢唱着这句口头禅,直到我们想办法摆脱他或者仓皇而逃。可那天他却一反常态,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大团马林鱼线和一个拇指大小的木雕鱼饵,鱼饵一端还挂有醒目的流苏,然后满怀信心夸张地说:“保你们钓到好多好多鱼,绝对超乎想象!” 离开马德拉群岛后,我们每天都要花一小时左右用“萝莉塔”(给鱼饵起的绰号)钓鱼,但总是一无所获。每一天努力的结果都在预料之中,而且已经成了一个显而易见的笑话。 于是我们准备给“萝莉塔”来个大改造…… 我用红色和黑色的毡尖笔为它画上埃及艳后一样的双眸,描出迷人的笑容,最后再加上贝蒂娃娃般撩人的弯弯睫毛,简直性感迷人又充满异域风情——虽然史蒂夫指出,我们的目的是要引鱼上钩,不是引鱼上床。 管他呢!我们把全新改造的“萝莉塔”抛出去不到一分钟,鱼线就突然绷紧到了极限——距船尾不到20米处飞出一条巨大的剑鱼。船上立刻陷入一片混乱,我们一边试着把这头正在喘息的巨兽拉上来,一边发出阵阵喊声、骂声和喜悦的尖叫。现在我们面临的挑战是把它拉到船上,同时不能让它挣脱鱼钩。我立刻取来存储蔬菜用的旧帆袋,跳入了水中。 我的计划是把鱼赶到帆袋里,然后让史蒂夫把它拉到船上。当然,鱼肯定也有它的对策,一看到我就冲向船底,拖着一根鱼线绕着船底的螺旋桨不停地转圈儿。 随后,事情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转折,看似充满欢乐的场面很快便失去了控制…… 正在我对这条狡猾的剑鱼不知所措时,帆袋突然从手中滑落,并慢慢地向上风向漂去。不!准确地说,不是袋子在漂,而是我和“莫克沙号”一起被风吹到了远处。我一边朝着袋子奋力游去,一边大喊:“我去把袋子拿回来!” 史蒂夫很大声地对我喊道:“你确定这样做值得吗?” 我假装没听到继续朝前游去。该死的史蒂夫,你以为你很安全呐,我想,一两米远而已。 可当我拿到帆袋的时候,“莫克沙号”已经被风和海浪推到了20米开外。 我急忙把袋子挂在脖子上,以蛙泳的姿势朝船的方向游去,这漫长的路程中,很容易就让人感到疲惫——我们的双腿每天都在不停地蹬踏板,上半身也起不到很好的调节作用。突然有波浪从背后打来,海水猛灌进了我的鼻子和喉咙,我不得不停下来将海水咳出,等抬起头继续朝前游去时却发现,船顺风而行,似乎离我更远了。“莫克沙号”漂流的速度当然比我游泳的速度要快,这实在令人担忧。 只有让史蒂夫回来接我了…… 他正坐在船尾焦虑地看着我前行。不知怎么,他已经设法把那条鱼弄到船上去了,紧紧地抱在胸前。看来这次我又要接受他的批评了,听他不停地念叨:“看,我早跟你说过了吧!” “史蒂夫!”我拼尽全力喊道,“我好像有麻烦了!” 他的嘴一张一合,话语都消散在风中了。当我准备再次呼叫时,忽然意识到一个可怕的事实,瞬间呆住了。 鱼线……缠在螺旋桨周围…… 史蒂夫必须先去船尾舱翻找出面罩和刀子,然后下船去切断缠绕的鱼线,再爬上船掉头回来,等他做完这些,肯定已经找不到我了。 该死!只能自己游回去了,不然…… 我的思绪还在这一片可怕的水域上空飘荡着,突然,又一道波浪从背后袭来,海水再次撞击到肺部。我挣扎着想要呼吸,爸爸描述的那种感觉似乎开始在我的体内蔓延,血液冲击着耳膜,一切都那样虚无缥缈,一切都失去了意义。和那次有惊无险差点儿与拖网渔船相撞时一样,光明与黑暗、生存与死亡之间的转折似乎再正常不过了,世界瞬间陷入一片宁静。 我的胳膊越来越无力,划起水来也飘忽不定。我早已处于缺氧的状态了,天空在我眼中变成了红酒的颜色,仿佛被血液浸透了一般,大概是死去的剑鱼的血吧,我迷迷糊糊地想着,而我周围的水则像是浸了墨汁的黑水。突然,我脑海中闪现出了鲨鱼的身影,血的气味会激发出它们作为捕食者狂野的一面…… 那一刻我意识到了什么,溺水?可以忍受,甚至可以说是愉快的,但是被鲨鱼活活吃掉……想想都可怕。顿时,令人昏昏欲睡的状态消失了,“不在沉默中死亡,就在沉默中爆发”,一种人类生来对生命的原始渴望从我的内心深处涌了上来,我的意识也随之变得清晰,回到了现实中。 我开始奋力朝前游去,即使胳膊剧痛无比,但我知道,只有透过层层的巨浪保持史蒂夫在视线之内,才是我得以生存唯一的希望。但事实却总不能如愿,似乎是大海在考验我的耐力和对生的渴望。一道道波浪接连从背后袭来,波峰卷起的泡沫模糊了我的双眼,“莫克沙号”渐渐从我的视线里消失了。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我已经完全无法判断自己是否在前进,甚至都不知道自己努力的方向是否正确。我疲惫的双臂仍在不断划动的唯一原因,是我认为鲨鱼正在不断靠近,随时会有锋利的牙齿将我的皮肉撕裂…… 最后的绝望只有几秒钟,却似乎持续了很久很久,我闭上眼睛,平静地等待死神向我伸出冰冷的双手,然而却有一股温热传到我的手腕儿——史蒂夫把我拉到了甲板上。恍惚之中,我好像看到一个圣者向我伸出手来,让我重获新生。 我一下子瘫坐在船尾的甲板上,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与那条奄奄一息的剑鱼四目相对时我发现:它无声的死亡,实在是太过凄美。 值夜班的时候,我短暂的冥想似乎开始有了一些进展,但尽管如此,我还是觉得有必要采取一些更直接、更实际的方法帮助我在白天对潜意识进行探索。 我找个位置坐下,双手各拿一条长麻线,腿上放着理查德·霍普金(Richard Hopkins)的《打结袖珍指南》,重温了单套结、丁香结和单编结——这些都是多年前爸爸教过我的基本打结法。学习每种方法时,我都会先照着图片做一遍,然后再看分步说明。我从不死记硬背、生搬硬套,而是要了解绳结的原理,弄清楚各个表象之间的关系,搞明白它们如何通过不同平面的运动产生摩擦,以及如何做到紧紧绑住而不打滑。 举例来说,单套结是一种相对简单的结,几分钟就可以学会,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小菜一碟,结果却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用双手在颠簸的海上打结,再系到甲板上,是十分危险的。于是我花了整整两个小时,一点一点地研究出了新的单手系法,结果我系得非常熟练,就像与生俱来的能力一样,我甚至愿意把我们的性命交付于这个绳结。 有趣的是,这样学习打绳结还有一个好处:似乎时间不再那么漫长了。我很快便把同样的方法用到了许多原来看上去恼人的琐事中:清理食品柜中的污垢、缝补衣服、抽水,甚至踩踏板等等。秘诀就是:沉浸于当下,沉浸于我的行为,越是不去想过去、未来或最终的结果,就越能体会到成就感和满足感。 在做每一件事情时,主客体之间都会出现一种自然的相互作用,使二者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直到正在执行动作的独立“自我”意识,或是被执行的外部物体都不复存在。随着二者融为一体,我们对时间的感觉也会随之消失,就好像在驾驶一辆车,却并不记得旅途中的任何事情,然而不知何故,我们却能在无意识的情况下操作着一台高度复杂的机器,完成着各种各样复杂的行为。 在“莫克沙号”上,这样的结合还有另一个益处:无论做什么事情,我都会完成得更好。 在日记里,我把这些任务称为“创造价值”。 然而,有时倦意袭来,或是不想开始某项工作,我就会退步到跟以前一样的状态。值第二个夜班时,一旦我头昏眼花、变得懒洋洋,就会听听电台司令乐队(Radiohead)的专辑《Pablo Honey》或是饲养员乐队(The Breeders)的《Last Splash》。有时我也会找一个有光的地方,从我们的移动图书馆里选一本书来读。这些行为被我称为“获得价值”,因为做这些事情并不需要创造性,也不劳神费心,跟工作了一天回家后窝在沙发上看电视没什么两样。 然而,“获得价值”的行为有一个主要的缺点:跟许多来自感官的愉悦一样,这些行为只能短暂地转移我们的注意力,而我们的头脑就像是嗷嗷待哺的婴儿,总是哭求着想要更多。 遭遇蘑菇云 到11月29日,我们已经在海上待了43天,之前有好心人提醒过的疖疮开始在我们身上蠢蠢欲动了。由于长时间接触海水,这些万恶的疖疮不断地流着脓水,疼痛无比。史蒂夫的后背就长了一个鸡蛋大的疖疮,一周以来,我看着那个疖疮渐渐变大,竟然没有感到一点儿同情。 这恼人的东西让我们变得更加焦躁,也让我们无意识地放大了给彼此带来的烦恼,更加剧了我们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因此我气愤地在日记中草草写到: 总之,他真的真的很让我恼火! 毫无疑问,他在日记里应该也写满了我的坏话。 之后的几天里,我们终于看到了传说中由于信风而形成的蘑菇云。 此时,向南方行进的风暴经过这里,突然加快风速,大海被风卷起7米多高的层层巨浪,疯狂地向前推进。 看到这些气势汹汹的巨浪,我暗想:“莫克沙号”肯定会被风暴吞没! 前一秒,巨浪还高耸在我们头顶,随后我们被卷到了浪峰,惊恐地注视着汹涌的波涛起起伏伏。“莫克沙号”在“巨型海怪”的背上上下浮动、左右摇摆,就像是一只伏在疯牛背上的小跳蚤。“莫克沙号”确实无能为力,它不能像大船一样抵抗海的力量,只能像漂流的瓶塞一样随波逐流。大海的每一道波浪,每一次翻涌,都会对它产生相应的影响,而不多时,我也觉得自己成了海洋的一部分,同时却更加确信,这艘小破船肯定能撑到目的地。 午夜前,史蒂夫坚持要把船上的两个旧轮胎抛入水中——由于买不起降落伞状的海锚,只好拿旧轮胎来代替。轮胎上绑着90米长的绳索,抛入水中后可以保持“莫克沙号”与波浪垂直,减少了被倾覆的几率。 狂风还在呼啸,船上的锁链被刮得哗哗直响…… 疲倦不断积聚,我们几乎无法安全操作船只了,我们需要休息,即使这样做会让“莫克沙号”在海中漫无目的地漂流。 与此同时,不能有效地利用当前的有利条件也十分让人抓狂:我们本可以顺着现在的风向西快速前进,但史蒂夫却坚持要养足精力,以应对船失控或翻倒的状况。 我一气之下大方地对史蒂夫说,今晚的“鼠洞”全都归他了。你真的那么累,就自己睡觉去吧!我试图坐在踏板座位上,把脑袋搁在胳膊上小睡一会儿,但根本睡不成。 “莫克沙号”剧烈地晃动着,我的脑袋都快被晃掉了。于是我又试着蜷起身体躺在踏板旁边,但船底有着几厘米深的积水,躺在那里同样是一种煎熬。 我无奈地骂自己:白痴!混蛋!看你还逞强! 船尾舱是我最后的救命稻草了,一袋袋不能生物降解的垃圾和顶棚之间刚好有足够的空间让我挤进去。而我睡在里面就像睡在垃圾堆里,到处都是脏兮兮的瓶瓶罐罐,袋装垃圾已经开始腐烂发臭,不过有一个好处是,这里没有被水浸湿,而且可以以相对水平的体位躺下。 日子由天到周,再由周到月,人为规定的时间概念渐渐不复存在,正如在奥尔良时里冒德所说的。 手表上不断走动的时间对于导航和计量平均分配的蹬踏板轮班时间还是十分必要的,然而对于其他的参考点——比如在四维连续时空里的方向感(我们称为“宇宙定位”)——毫无意义,我们发现自己似乎渐渐变成了古老的宇宙计时员,日复一日地守望着太阳东升西落、星星划过静谧的夜空。为了记录在海上度过的时间,我们会轮流每天日出时像漂流的鲁滨逊那样在船舱的木头上刻下一道凹痕。 有时,夜晚的海洋会发出浅浅的低吟,史蒂夫沉睡时,我便可以停下蹬踏板去烧一壶水,喝一杯热巧克力,然后站在舱口静静地仰望宇宙的中心。金牛座、狮子座、双子座、大犬座、仙后座、天狼星,当然还有北极星,这些主要星座和耀眼的星星便是我夜间的陪伴。没有人类带来的光污染,也没有群山、建筑、树木等遮挡视野,我可以清楚地看到绵延似锦的夜空中布满的点点星光,它们在不断地旋转、重叠,似乎完全没有黑暗,仿佛天空随时会承受不住这光明而崩塌。 我想,这便是活着的时候所能享受的最美妙的时刻吧。如果凝望的时间足够长,我甚至会感觉到终极的平衡之美贯穿全身。我想象着天上的彼得,仍然在驶向他最后的航程,乘着自己的小划艇在银河里的岛屿间蜿蜒穿梭,穿越无止境的浩渺苍穹。 不幸的是,12月5日的晚上却不像之前那样如诗如画。 第一次情感大爆炸 早上醒来后我精疲力竭,在船尾舱的5个小时我一夜无眠,一直在跟成堆的垃圾作斗争,像是被扔进了一个巨大的滚筒干衣机。跟昨晚比起来,之前在船上体会到的各种不适都显得像生日礼物一样讨人欢心。相比之下,史蒂夫看起来就精神抖擞,像一朵鲜花,一夜好眠似乎产生了奇效。我暗自生着闷气,倒不是气史蒂夫居高临下发号施令,而是气自己竟然想要扮演烈士,那么轻易地就把“鼠洞”让了出去。 暂且不谈我对自己的痛斥,现在我跟史蒂夫的关系更加紧张了,日常交流的话语用两只手就能数得过来。 “盐?” “给你。” …… 第49天早上,洗衣服的事情终于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由于没有热水,也没有清洁剂,因此我们研发出了一种基本的洗涤方法:用洗洁精把为数不多的衣服揉出泡沫,然后绑成一捆放到船尾挂一个小时左右。虽然这样并不一定会让衣服变得干净,但仅仅是去除污垢的过程就让我们心理上得到了满足。在“莫克沙号”这座移动的孤岛上,心存卫生的观念十分重要,一旦抛弃了,我们很快便会陷入疯狂与绝望的泥潭,更不用说完成所谓的航海壮举了。 不过,卫生观念是有了,但我却无意间一点点地延长着衣服挂在船尾的时间,直到完全忘记这回事,直到这天史蒂夫拿着一捆湿漉漉的衣服扔到我脸上,厉声指责道: “你知道我们已经这样耗了3天了吧,杰森?” “你是在问我,还是在告诉我?”我挑衅地回应。 “你就是故意的。我算了一下,你的衣服在船后挂了3天,造成的阻力足足让我们少前进了将近20千米。我们曾经辛辛苦苦花好几天来打磨船体,好让船在水中航行时摩擦力最小,现在看来,我都不知道当初这么做有什么意义!” 这个混蛋,没搞错吧?我想。 史蒂夫天资聪颖,很擅长以理服人,我可没有他那么好的口才,面对他的长篇大论,我一般采取自己生闷气来回应。然而这一次,他明明是在刺激我,因此我必须狠狠地讽刺还击。 “真是有趣啊,”我说,“因为我也算了一下,根据这里的纬度和海水盐度,以目前的速度想要清理掉你内裤上的污痕也正好需要3天。” “胡扯!”史蒂夫猛吐一口唾液,接着喊道,“纯属胡扯,杰森,你就是在胡扯!” 一瞬间,我们已经忘了洗衣服的事情,开始争吵。这段时间以来积压在我们内心的不满一下子全都涌了出来:史蒂夫从来不清洗热巧克力杯;我慢吞吞穿鞋的样子;史蒂夫肆无忌惮地乱放屁;我用两个手指捏住鼻子擤鼻涕的习惯……我们的声音逐渐加大,互相谩骂指责,甚至几乎要动手了。这可是我们离开格林威治以来的第一次感情爆发。 若是在陆地上,这些烦人的琐碎细节根本不值一提,但到了海上,却成了联合国都必须要干预的严重事件。当然,我们当时并没有意识到,正是我们自己选择了充满磨难的海上之旅,才让我们丢弃了曾经的美好友谊,才加剧了我们之间的矛盾,同时折磨着我们的内心。每到晚上,谁要是想“出去散散步”,就只能坐在船头看夕阳西下。 两个人,特别是两个20多岁同样争强好胜的男子,如此近距离地在一起生活这么久,显然违背了自然的本意。 面对越来越多的冲突,我们也从来没有沟通过情感。我们英国人宁愿被野马拖尸,也不愿承认自己是有感情的动物。因此,我始终也不理解为什么史蒂夫会因为在恶劣的天气中不关舱门而坐立难安,而他也不明白为什么我坚持要在“鼠洞”的床边放一把潜水刀。 史蒂夫的外表虽如钢铁般坚强,但内心却是十分惧怕海洋的。可“人力环球航行”的伟大构想不是他提出的么?不是他信心十足地对我说“我们可以的”吗?不是他想要为环境的可持续做些事情吗?不是他一路容忍着世人怀疑和憎恶的眼光吗……想到这些,史蒂夫坚韧的勇气不禁让我生出一丝敬佩,也不禁让我为自己的幼稚之言感到惭愧。 于是我转身走到一旁,一边回想着一路走来的艰辛,一边继续着我内心的探索。 在海上,人与人之间的谈话越来越少,语言变得越来越苍白。语言作为陆地上日常生活的固有成分,到了“莫克沙号’上却变成洋葱的一层皮,被剥离后放到玻璃片上,在显微镜下细细观察。 英国剧作家丹尼斯·波特(Dennis Potter)曾经打趣地说:“语言的魅力在于,你永远不知道它们会从谁的嘴里冒出来。”有些语言有着共有的含义,而有些则不然。语言的含义是由其代表的亲身体验来决定的吗? 例如,英语中“狗”这个单词(dog),对于任何一个见过狗的人来说含义都是一样的:一种温血肉食性动物,四肢行走,有皮毛和尾巴。但如果把这一单词里的字母倒着排列,含义就彻底不同了:“神”(God)这个词在同样的人群中也可能有着各不相同的解读,有人可能会认为神是坐在云端制造雷电的暴脾气大胡子,还有人会联想到一些根本不存在的东西。 不管怎样,“神”这个词的含义都带有浓重的个人色彩,并且无法通过科学进行解释和说明,因此也就无法证实其是否存在。如果史蒂夫也有着超验主义的意识体验,并且愿意跟我分享他的想法,那么他会怎么解释呢?对于“狗”这个词的普遍理解可以通过语言来传达,而对于“神”的理解却并非如此,它只是虚幻的想象而已。 随后我就列出了一份“模糊词汇”清单,上面有人们常常误以为自己知道其准确含义的词,其中包括“对”“错”“善”“恶”“自私”“友爱”“素质”“伟大”“宽容”“利用”和“谬误”。夜间值班时,我会花上一个多小时不断地在脑海中重复着这些词语,直到由文化、教育、宗教、媒体等赋予的相关含义全都从意识里消失,只剩下纯粹的外壳。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便会客观地思考,以得到对词语本身更加全面的理解。 理解?“理解”这个词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在学习打结时发现有两种不同的理解方法:其一是比较理性的,机械地从他人、书本或网上复制,适用于所有人,但范围有限;其二则是出于直觉,根据具体情况具体调整,但这需要较长的时间来掌握,并且不能被模仿。 而实际上,用“理性”和“直觉”这两个词来区分“理解”这一词在意义上的截然不同稍有不妥,甚至极不充分,所以我完全抛弃了“理解”这个词本身,并创造了两个符号来代替。 接下来的几周甚至几个月里,我思索着其他类似的“模糊词汇”,并用尽可能多的表意文字来代替对它们的不同理解。到航程结束时,我日记中的文字简直就是一个全新的脚本系统——里面包含了一百多种不同的符号。 当然,除了我没人能看懂这些符号究竟代表什么,但这便是其意义所在。它们是我专门为自己量身定制的,是数百年来被滥用的语言的替代物。或许它们的出现会解除语言和文字的负担,文字合理而又科学的含义不再只是通过个人直接的经验获得。 艰苦的海上生活 12月6日这天晚上跟平常没什么不同。6点钟的时候,史蒂夫刚值完下午班,把被汗水浸透的毛巾甩到了前舱,我们又机械地在狭窄的空间中交换着身体的位置。 之后,我们开始享受一天中最惬意的时光。天气已不再像下午那样炙热了,阵阵清风从舱门徐徐吹来,给我们娇嫩的皮肤带来了丝丝凉爽。夕阳似乎不愿离去,徘徊了一会儿才拖着火热的身体沉入天边那团灰色的低云中。西方的天空像是被火烧过一样,一片绚烂的红色从头顶一直向东蔓延。接下来的30分钟里,我们有幸欣赏到了大自然最完美的表演:一道道温柔的笔触在天空这块画布上描出了一幅幅杰出的艺术品,直到夜幕降临时才结束。 我们目前距离陆地大约2500公里,因此大多数时间收音机都很难收到信号。快到7点时,由于西方的云彩起到了反射电波的作用,BBC全球广播的声音响了起来。从布什大楼里传出的整点新闻十分令人沮丧:车臣叛军发生暴行;塞族部队炮轰比哈奇;签署“有序”利用海洋资源的海洋协议等等。 新闻一如既往地讲述着人类的各种苦难,唯一积极的是比尔·克林顿在东帝汶自治的话题上讲出了与印尼对立的观点:“自1991年以来,在我还没有任现职的时候,我都一直认为,”他慢吞吞地说,“东帝汶在自己的内部事务中应该有更多的发言权。” 我一边蹬着踏板,一边转动着收音机的拨盘时,史蒂夫开始享用晚餐了。现在,我们已经吃光每天计划中的那一包口粮,甚至连包装里的6小袋糖和防止坏血病的维他命C也没放过。巴里·萨德勒送的无花果干也快吃完了,于是我们决定提前享用我妈妈做的圣诞蛋糕——我们有必要尽可能地保持体力,这样才能提高航行效率,从而鼓舞萎靡不振的精神和肌肉。 然而,即使每天摄入超过8000卡路里,我们的体重也依然在下降。每天一块的玛氏巧克力棒成了我们最珍贵的精神动力,我总是很快吃掉,免得听到它在我的口粮包里不停地冲我呼喊。而史蒂夫吃巧克力棒的方法却别具匠心:先啃掉外面的巧克力层,再旋转着舔掉中间那层焦糖,然后像吃棒棒糖一样享受最里面的牛轧糖。那画面实在让人无法直视,他俨然已经成了调情高手,把吃巧克力棒的时间至少延长了15分钟。 “啊……该死的破东西!” 这已经不知道是史蒂夫第几次点丙烷炉时烧到自己的手了——因为没有火柴,我们只有拿火石撞击铁架,用火花来点燃丙烷。他骂骂咧咧地在炉子上放了一罐速食土豆泥,然后在另一个锅里放了两袋冷冻牛肉干。 10分钟后,饭出锅了。这是每天准备餐点时最重要的环节:每天在船的底部,另一个人必须亲眼目睹做饭的人完成做饭这一过程,地点在哪儿并不是问题,哪怕一个浪打来毁了我们的美餐,也要确保做饭过程的透明度。为了防止我怀疑自己分到的食物少了哪怕一点点,史蒂夫会从他的那份饭里舀一勺给我,轮到我时我也会如此。 他递给我一个热气腾腾的盘子,只是些平淡无味的东西,但我们却吃得津津有味,而且总也吃不够。我们安静地享受着晚餐,唯一能够听到的是勺子与盘子的碰撞声。 “你有想到过女人吗?”史蒂夫打破了沉默。 “没有,”我一边嚼着饭,一边咕哝道,“好几周都没有勃起了,更不用说手淫。” 我们都得了“水手综合征”,这是一种勃起功能障碍症,在长久没有性生活的水手中很常见。大脑会自动将对性欲的注意转到更实用的事物上,是人体的一种生存机制。 “我也是,”史蒂夫说,“除了离开马德拉群岛不久时有过一次。” “真的吗?你这个混蛋,怎么做到的?” “晚上值班的时候,当时你在睡觉。” 在“莫克沙号”上,隐私这一概念实在是太过抽象了,它建立于功利主义的基础之上,并且与舒适格格不入,甚至连大便都要在对方的眼皮下进行,成为二人共同的经历。 “在这样的地方,生殖器简直是浪费空间。”史蒂夫继续说道,“除了撒尿,别无它用。” 我点头赞同:“真是碍事,早知道就在葡萄牙把我的切了!” “到了迈阿密再缝回去吗?” “没错。” “不如就别缝回去了,杰森,这样就不会招惹麻烦。” “你个混蛋。” 我看着自己的老朋友,他跟我一样几乎是裸着身子的,只穿了一件破烂不堪的红色T恤,黄色的胡须凌乱不堪。在海上,衣服似乎失去了意义,不穿衣服也没有人会感到被冒犯。我们的皮肤也一天天变得干燥,擦伤对我们的影响似乎减轻了。看着史蒂夫的身体随着波浪前后晃动,我突然十分震惊,他看上去是如此的憔悴,眼神已经变得有些呆滞了。也许在他眼中,我也是这个样子吧。 那晚我在日记里这样写道:史蒂夫看上去越来越像一把破旧的牙刷,随着时间的推移,上面的刷毛越来越少,所剩无几…… 成天不停地踩踏板并不是体重下降的唯一原因,船的运动同样也消耗了我们很多热量,因为在船上我们要不断动用不同的肌肉来保持平衡。但即便如此我也很确定,史蒂夫衰弱的速度比我更快。 史蒂夫走到右舷食品舱,摸出一包苹果干用开水稍加冲泡,便成了我们最喜欢的甜品。我流着口水期待着。 史蒂夫打开包装放到大腿中间固定,左手撑住袋口,右手去拿水壶往里倒水,用臀部来抵消波浪引起的晃动。 轰!突然一道大浪打在右舷上,打翻了他腿上的袋子,滚烫的水正好泼到他的裆部,他的脸瞬间在痛苦中皱成一团。 “啊啊啊啊……该死,快去拿水,快!” 我跳起来拿旁边的杯子,装满海水朝他的裆部泼去。 他却叫得更厉害了,音调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谁让你用海水,白痴,用淡水!” 他的生殖器已经开始起泡了,睾丸冒着热气,就像是刚从微波炉里拿出来的核桃。 我把我的水壶扔给他:“来,用这个!” 他急忙拔出壶嘴,然后用力挤压。呲——只有空气,没有一滴水。他怒视着我。 我耸耸肩说:“盐水能防止感染,我只是想让你摆脱痛苦。” 只见眼泪开始从我搭档的眼中滑落:“去他的感染!”史蒂夫痛苦地喊着,“看在上帝的份上,快拿淡水来!” 我在船舱的帆布盖下摸索了一阵,找出那个九升的储水罐,平常我们用它来储存海水淡化泵处理过的饮用水。我打开盖子倒向他的裆部,史蒂夫的双腿间冒出了很多蒸汽,他终于松了一口气,闭上了眼睛。 “你那里就像是个核电站!”我笑着看着不断上升的蒸汽。 奇怪的是,他似乎无意理会这个玩笑。 不一会儿,我们花了3个小时辛辛苦苦抽出的水就这样全都哗哗地流向了船底。史蒂夫的下体已经变成了深红色,仍然在抽搐,如果这个可怜的家伙还想娶妻生子,必须得找一些其他的冷却装置来处理了。 这时,一阵凉风从东边吹来,问题得到了解决。 史蒂夫小心翼翼地爬上舱顶,靠着汽车轮胎躺了下来,他的“小司令”正好冲着非洲的方向。 “最好是把你绑起来,免得滚下船。”我拿出一条蹦极绳,在他胸前紧紧地缠了几圈。 我回到座椅上继续蹬着踏板,我的小伙伴被紧紧绑在船顶,就像是我捕获的猎物。后半夜里,我听到了微弱的呻吟,这么久以来,我突然第一次为自己感到羞愧。只有在这样的时刻,我才会重新看清到底什么最重要,重要的当然不是我对于史蒂夫用完杯子不洗的怨言,也不是对于他肆意放屁的不满,而是应该尊重对方:首先,对方是一个人;其次,他是我的旅途伙伴。 毕竟,宽容、同情和理解,才是我们在这次航行中应该学会的品质。如果我自身都不具备这些品德,又怎能期望别人做到呢? 颇具讽刺的是,由于史蒂夫受伤,我们之间的关系反而出现了缓和。真正的破冰时刻是一周后,我无意中在帆布床下的一个盒子里发现了一点儿毒品,仍然散发着刺鼻的气味,是卡洛斯送来的礼物——当然,当时大家都对此嗤之以鼻。 我看向史蒂夫:“我们还有卷烟纸吗?” 他跟我一样咧嘴傻笑着,我们真需要放松一下了。 “没有?那就从我日记本上撕一张空白纸吧。” 混合了利普顿茶叶,并用波士胶粘合所弄出来的东西更像是一个病怏怏的萝卜,而不是正常的烟卷,但效果是一样的。5分钟后,我们就已经神志不清地傻笑起来,像两个躲在自行车棚后面的小孩儿。缕缕青烟从舱门飘出,在平静的水面上聚成一团蜡黄色的烟雾。 虽然神志不清、口齿不明,但我们却进行了离开葡萄牙以来最长的一次交谈。 “你最想念什么?”史蒂夫问。 “嗯……家人、朋友、欢笑。你呢?” “当然是家人了。” “登陆后你最期待的是什么?” “下船!” 我们相视而笑,仿佛回到了昔日的旧时光,回到了“真正的人”的状态。史蒂夫深情地谈论着他在法国南部夏令营遇到的爱尔兰女孩艾荷。她对简单生活的向往,对美好时光的怀念以及对凯尔特音乐( )的热爱,都令史蒂夫念念不忘。艾荷说起话来就像一个活泼的精灵,恰好跟严谨周到的史蒂夫形成很好的互补。 “我要去学爱尔兰小提琴!”他愉快地说。 “哦,不,千万别,要学也得等到我们穿越太平洋之后!”我告诉他我宁愿去学校里学,“但即使是你学上4年,拉起来也会像是在阉割一只猫,你天生就没有音乐细胞,史蒂夫!” 这是我们第一次互相敞开心扉聊起这次航程,坦然地承认我们面临的最棘手的问题:在船上我们缺少情绪刺激,并且行动受限。我们坐在那儿聊了很久,背部的肌肉都有些酸痛了。登上陆地后我们还能走路吗? 我们身体的其他器官也由于长久不用而出现了问题。有天早上,我看到水面漂过一条蝎子鱼,有着鲜艳的鱼鳍和多彩的尖刺。 “我又仔细看了看,才发现那只是一只人字拖。” 真是有意思!我们对彼此、对周围世界的感官认识已经出现了扭曲,甚至还出现了幻觉。 “有一天晚上我听到了警笛声,”史蒂夫摇着头,苦笑着说,“好像还听到远处有人在举办晚宴,觥筹交错,喧嚣不断……” 显然,我们的感官范围变小了,视觉上与海洋有关的颜色就只有蓝色、白色和灰色,能感受到的声音和气味也变少了,并且还时常有一些奇怪的感应:经常看到奇怪的景色,听到诡异的声响。也许是因为大脑长时间缺乏感官的体验,开始创造一些并不存在的景象来自行填补空白。 在大街上认错人也是类似的现象之一,大脑用错误的标签来解读我们周围的世界。以老年人为例,由于视觉系统退化,原始图像信息作为电化学脉冲从眼睛传送到大脑视觉中心的速度比较慢,因此会暂时出现错误的图像,但大脑很快便会发现错误并迅速进行修正,才让我们的意识里出现正确的认识。 我们也可以用这一理论来解释美人鱼的存在。在航海的黄金年代,长期生活在海上的水手的精神状态跟现在的我们肯定很相似,想家的水手也许是因为水里一个熟悉的图像而想起日思夜想的心上人,还没等大脑及时修正这个错误的图像,他就已经大喊着宣扬这一奇特的景观。朋友们闻声而来却只看到一片汪洋大海,定会怒气冲冲地骂他一顿。那个可怜的傻瓜,他不应该承认自己脑子有问题,其实只需稍加润色即可,就说那名女子长着漂亮的鱼尾巴,很快就消失了。 维尔京群岛之“战” 美好的时光并没有持续多久,几天后我们又一次吵得不可开交——史蒂夫竟然提出要绕道去英属维尔京群岛(British Virgin Islands),他的两个朋友——坦雅和图布斯——在那儿开了家水上运动馆。史蒂夫计划到达美国之前在那儿稍作停留,跟媒体通通气,“不然的话,”他说,“等我们出现在迈阿密的时候,根本就没人关注我们的航海壮举。” 他说得没错,媒体的报道确实很关键,可以让我们更好地拉到赞助,保证航海顺利进行。但仔细权衡利弊之后,我认为这样做并不值得——英属维尔京群岛在我们南边约400公里处,若要前往,就意味着不得不放弃这么久以来辛辛苦苦坚持的偏北航线,况且一旦不能尽快返回,最终就有可能错开美国而到达中美洲——我们身无分文,没办法在洪都拉斯(Honduras)和危地马拉(Guatemala)这样的国家生存,而且当地人也很贫穷,更不可能筹到资金,整个远航将会毁于一旦。 此外,我还有一种不祥的预感:维尔京群岛要比迈阿密近很多,也许这是史蒂夫想要提前登陆的借口。他已经开始不停地念叨对于船上生活的怨恨,他感到孤独、沮丧,日日夜夜忍受着对家人的思念,海上的艰苦生活正一点点削减着他当初对环球探险的激情。 “我希望继续前往迈阿密!”我坚定地说,并解释我的担忧,“有媒体报道确实不错,但却有可能破坏我们的计划,你不觉得风险太大了吗?” 史蒂夫却不这么认为。于是,一场不可遏制的争吵爆发了。 第二天早上热粥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有些不对劲儿,有人夜里偷偷改了航海图,在上面用铅笔画了一条虚线,一直指向维尔京群岛。 这是巧合吗?我暗自琢磨着。史蒂夫已经改变了航向,但他解释说并没有往南走。可他一副精神饱满的样子,蹬踏速度也由平常的每分钟42次左右达到了50次以上。难道这也只是巧合? 我问他:“你想去看望坦雅和图布斯吗?” “非常想!”史蒂夫高兴地回答。有点儿高兴过头了吧,我想。事实已经毋庸置疑了:航向改变了,转速增加了,再加上他的欣然承认,证据确凿,没错的。我顿时怒火中烧,咬牙切齿,满脸通红。 我用手指狠狠地戳了他一下:“你是要去维尔京群岛吧!” 史蒂夫惊愕地看着我:“不是!我要去的话肯定会先征求你……” “那为什么改变航向?为什么突然精神抖擞?昨天你还说去那里的唯一原因是有利于拉到赞助,现在又说想看望朋友,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我画那条线不过只是标记一下……”他结结巴巴地说,“万一情况有变,我们要被迫前往那里呢……” “什么叫‘被迫前往那里’?加勒比海地区有成千上万个岛屿,我们可能被迫停在任何一个岛上,你就承认吧,你已经不顾我的感受自己做了决定!” 史蒂夫张开嘴想要辩解,但我已经不能自己了。我继续冲他喊:“好,你行,我不管,我绝对不去!” 我们怒目而视,时刻准备着提拳开打。我迅速喝完自己的粥,但目光却一直狠狠地盯着史蒂夫,而他依然蹬着踏板,将空盘子紧紧攥在手中,就像日本武士拿着飞镖一样。 史蒂夫瞪着我,动了动下巴:“我知道,不管我给出什么理由你都不会同意的。”他稍微抬了一下头,“就是因为这是我的主意,所以你才反对!” “胡扯!” 战火再一次点燃,压抑了两周的怨恨再次喷涌而出,伴随着激烈的言辞互相碰撞着。 史蒂夫的一句话将我从怒火中拉了回来:“杰森,听着,我向你保证,我不是为了要上岸才去维尔京群岛的。” 他是我的朋友,还是我的战友,难道我们不是应该彼此信任吗?我什么也没说,转身走开了。然而,黑暗的想法仍旧在脑中盘旋着,事实上,我也不知道该相信什么。 第二天,我的怒气渐消,决定仔细分析我们之间产生纠纷的原因。是因为我在欧洲参加自行车比赛变得争强好胜了,还是生活空间的局限助长了我好斗的情绪?对老鼠的研究表明,老鼠的行为与笼子的大小有一定的联系,“鼠均”居住面积如果低于110平方厘米,“室友”之间的敌意就会显著增加。 还有,一定因为我的荒野静思计划太过于专注自我,所以我才成了一个糟糕的朋友和伙伴。再加上海上生活并没有我在巴黎时想象得那么浪漫,船上又冷又湿,偶尔我还会晕船,日复一日的磨难和未知的挑战加重着我的压力。 肯定还有其他的原因:史蒂夫的领导范儿让我在不知不觉中对他产生了反感。 但有一件事他说得没错,大西洋上的航行不过是对接下来远航的一次测试,我们对彼此信任的不断恶化并不是一个好兆头。除非我能更好地实现我的哲学追求,而史蒂夫能够坦然面对船上的生活,否则,接下来的太平洋之行将会更加艰难,要知道,那里的航行距离可是横越大西洋的三倍。 船上的齿轮箱似乎也感受到了我们不满的情绪,开始间歇发出刺耳的哀鸣。齿轮箱的功能是将动力从踏板系统传递至螺旋轴,据说我们船上这台是为高速设备而设计的,而我们踏板的转速那么慢,因此保证不会出什么问题。但不知为什么,它的枢纽部分出现了松动,封胶遭到了破坏,液体从里面流了出来。如果没有润滑油,这些轴承肯定撑不了多久,而且这又是个密封装置,根本没法替换。 史蒂夫建议在外壳顶部钻个洞,好滴入润滑油,但我有所顾虑,一旦钻坏了怎么办?我们又没有备用的齿轮箱。就只能划着桨继续前行了,这是我们都不愿看到的情景。 “等噪音更大了再钻吧。”我说。 史蒂夫狐疑地看着我,他的表情就说明了一切:你又在否决我的想法,仅仅因为那是我的想法。 是这样吗?我已经很难客观地判断了,抛除个人偏见而做出这么重大的决定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史蒂夫睡觉的时候,我试着用一种温柔的方式把润滑油滴到轴承上:从缝纫包中拿出一根棉线,然后把橄榄油顺着棉线通过细小的缺口滴到轴承上。滴完几滴就转几下踏板,再重复相同的过程。橄榄油并不是很好的润滑剂,但不用橄榄油,就只能用防晒霜了。还好,噪音渐渐变小,直到完全停止。但这样能坚持多久呢? 意外惊喜的圣诞节 BBC国际广播里传来国王学院剑桥唱诗班的演唱,美妙的和声萦绕在耳旁,我们开始想家了。此时,我们的家人一定围坐在炉火旁烤着板栗,看着正在播放的《绿野仙踪》,而圣诞树上挂满了装饰,点点灯光照耀着摆在树下的礼物。我们的家人会像我们思念他们一样思念我们吗?当然! 我和史蒂夫相互看了一眼,离开拉古什以来,我们不止一次心有灵犀地看着对方——我们跑到海上究竟是要追求什么? 轮到我去“鼠洞”休息了,在钻进去之前,我朝前窗看了一眼,看到远处有奇怪的灯光。 “西南方向有一艘船。”我说。 史蒂夫双臂交叉,双腿放松,还没开始蹬踏板:“我盯好一会儿了,好像并没有移动,那些灯光看起来也很陌生。” 他伸手去拿头顶上网袋里的导航卡。 “红白红,意思是行动能力受限的船。我会继续盯着的,你快去睡吧,杰森。” 我倒头便睡着了,已经梦到了我们计划明天要吃的圣诞大餐:水炖羊肉干和土豆粉。 史蒂夫看上去昏昏沉沉的,昨晚他一直蹬踏板到凌晨3点,然后蜷着身子躺在船底睡了一会儿。早起我们互相祝对方圣诞快乐,然后交换位置。那是1994年12月25日,我们航行的第69天。 我妈妈做的圣诞蛋糕早就被吃掉了,所以这天跟平常也没什么不同。后来我忽然想到床下好像还藏了两个匹克太太的圣诞布丁,于是高兴地欢呼着找了出来,虽然已经被压在床下两个多月,扁得不成样子了。 跟往常一样,我们在早晨同样的时间吃着同样的燕麦,坐在那里心不在焉地凝视着东南方那艘神秘的船,现在距离我们只有不到2.5千米。船上一个巨大的白色烟囱上印着“AT&T”字样,是美国的船,他们停下来是为了庆祝圣诞节吗? 到目前为止,我们并没有跟其他船取得联系的打算,但今天是圣诞节,一艘静止不动的大船就近在咫尺,更重要的是,那艘船上肯定有不少美食和美酒。我们还奢求什么呢?还指望身着制服的服务生跨水而来为我们送上圣诞大餐吗? 史蒂夫和我相视一笑,露出一副“你敢不敢”的表情。 这时电台突然发出了声响,吓了我们一跳:“注意!注意!电缆敷设船正在修理附近的海底通讯电缆,所有船只请不要靠近!” 肯定是那艘船。 史蒂夫打开麦克风的开关,郑重地喊道:“呼叫美国海关总署查尔斯·L.布朗号(USCS Charles L.Brown),”他重复着船只的名字,“这里是踏板船‘莫克沙号’,‘莫克沙号’,完毕。” 没有任何回应。 呼叫了三次之后,无线电里终于传来了对方懒洋洋的声音,要求我们确认身份。 “美国海关总署查尔斯·L.布朗号,”史密斯回应说,“我们驾驶着一艘英国注册船只,船身长8米,靠人力驱动,目前已经航行了69天,目的地迈阿密。完毕。” 对方回话的声音里夹杂着些许激动: “又是机房的乔治在搞鬼吗?别闹了伙计,16频道不是让你在圣诞节开玩笑玩的,而且,你的口音逊毙了。” 史蒂夫继续说:“船长,你往右舷方向看!” 对方沉默了几秒,然后回应道:“呃……明白了,‘莫克沙号’,需要什么帮助吗?” 半小时后,我们沿着绳梯爬上了将近12米高的钢铁巨轮,而“莫克沙号”则牢牢地停靠在水手降下的护舷上。 史蒂夫高兴地说:“我们很乐意跟你们一起欢庆圣诞。”我们也因此受到了款待。工程师在忙着修理欧洲和北美之间的水下通信电缆,而杜力船长则邀请我们到他的船上做客。 我们爬到绳梯顶端,提起双腿跨上了大船。这是我们离开马德拉群岛后第一次尝试正常行走,我提起右脚迈出第一步时,右脚不自觉地在空中划了一个半圆,而左脚也试图完成一整圈,仿佛还是在蹬踏板,结果导致我整个人都跪倒在地上,引来了几个穿着红蓝制服的船员驻足围观。 “我们的腿已经够强壮了,”史蒂夫笑着说,“但估计还是需要学步车!” 一名身着白色连裤衫的男士走上前来,说自己是这艘船的大副,他朝我们挥挥手:“叫我肯就好了。” 肯人过中年,留着炮弹一样的发型,露出慈父般的表情。他说他一辈子都生活在海上。“我以为自己已经见识了一切,”他嘶哑地笑着说,“直到见到你们。你们是发了什么疯,想要蹬着踏板横渡大西洋?” 问题真是一针见血。史蒂夫尽力去回答的同时,肯把我们带到了一个杂乱的房间,里面有一张桌子,亚麻桌布上摆着令我们垂涎欲滴的盛宴:一篮篮新鲜出炉的烤面包,诱人的冷藏黄油块,一瓶90年的教皇新堡白酒,还有压轴大餐——两大只火鸡,里面塞满了布鲁塞尔豆芽和烤土豆,热气腾腾的酱汁涂了厚厚的一层。 史蒂夫激动得几乎泪流满面。 “我看还是算了吧,”我一边说一边推开我的盘子,“我可不想因为这些食物而毁了我吃羊肉干的胃口,你想吃的话给你了。” 史蒂夫诧异地看着我,以为我疯了,然后拿起叉子准备从我盘里叉起一块鸡肉。 “不!”我猛地把他的手推开。 实在是太诱人了,我们恨不得把餐具都扔到一边,像原始人一样把头埋进天赐的美食里尽情享用。但是,我们并不是独自在进食。 对面坐着两名渔工,罗宾和拉里,一直好奇地追问我们的航行经历。我们只好一边嚼东西一边回答,这样的多任务处理简直就是噩梦,两个动作都要依靠同一个器官,口中的食物很容易对要说出口的话造成阻碍,这二者在嘴里狭路相逢,纠缠扭打,结果说出来的话模糊不清,吃东西的时候还咬到了舌头。 然而,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享用了一顿极品美餐,桌上的食物很快就被我们消灭干净了。就在我把盘子里剩余的面包屑和食物装进口袋时,肯从舰桥回来了。 “想不想洗个热水澡?” 热水洒在身上,冲刷掉皮肤上的盐粒,我就像一条刚蜕完皮的蛇,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舒坦,像是进入了极乐世界。别急,幸福才刚刚开始。刚擦完身体,肯就像圣诞老人一样又给我们带来一个新的惊喜。 “船长想代表AT&T送你们一份礼物——你们可以给家里打一个电话。” 哇塞,这艘船简直就是“心想事成号”! 操作室里,接线员分别为我们接通了电话。我们最后一次跟家人报平安还是在马德拉群岛上,不知道他们接到来自大西洋中部的电话会有什么反应。 然而,卫星通信这个比较新鲜的事物给我和我妈妈的交流造成了障碍。 “喂?妈妈,圣诞快乐!” “你是哪位?” “杰森。” “谁?” “我是杰森,你儿子。”是不是我的声音转成信号时被压缩了,听起来有所不同? “不可能,”她淡淡地说,“他在大西洋里航行呢。” “没错!我们现在在一艘美国电缆敷设船上,他们好意地让我们使用卫星电话。” 对方没有回应,我可以听到母亲在对着父亲小声嘀咕:准是杰森的哪个狐朋狗友在搞恶作剧呢。 “妈妈,真的是我!” 她终于反应过来了,兴奋地叫了起来:“哦!哦!哦!” 我们都向家人报了平安,简单说了接下来的航程。打完电话后海底光纤已经修好了,这艘船也完成任务准备出发了,我们梦境般的奇遇也该告一段落了。 我和史蒂夫对船长在圣诞节的盛情款待表示了感谢,然后爬下绳梯,登上了在波浪上摇摆起伏的“莫克沙号”,准备起航。 “嘿,伙计们……” 说话的是乔治,工程师兼捣蛋鬼。他从舷窗里探出头来,手里拿一个用绳子绑好的棕色包裹。“我想你们应该需要一些小读物。”他冲我们眨了眨眼。 包裹划过空中落在船上,发出一声闷响。 随后我们就打开了包裹,哪里是什么有趣的读物,只有最新一期的《经济学人》和上周的《迈阿密先驱报》而已,还在底部发现了一大叠色情书刊。 我对“模糊词汇”的研究仍在继续,并且终于轮到了“真理”。我想,这个词是不是跟“理解”一样既有理性概念,又有直觉含义呢?如果是,那么梭罗所谓“真理”的理性概念是不是我所追求的终极真理呢? 牛津字典似乎肯定了我的想法,把“真理”定义为“与事实和现实相符”。换言之,真理独立于意识的主观性,是固定不变的,并且只有通过科学观察才能证明——比如,“狗是一种温血肉食性动物,四肢行走,有皮毛和尾巴”,这些特征是通过测量心率、体温、食物摄入和其他相关标准所得到的,十分真实,毋庸置疑,也不会改变。 然而,一位科学泰斗曾经说过:“(物理学家的)最高使命是要得到那些普遍的基本定律,由此世界体系就能用单纯的演绎法建立起来。要通向这些定律,没有逻辑推理的途径,只有通过建立在有共鸣的、理解之上的那种直觉。” 备受尊崇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认为:“确凿的科学事实和真理并不会与主观经验背道而驰,而应该是源自于此(被创造或者被发现,这取决于你赞同哪个学派的思想)。”另一方面,体制化的科学则认为,现象后的定律只有经过仔细观察后才能成为真理。 究竟孰对孰错? 终极真理的确存在,但其来源却饱受争议。也许只是因为分类的问题,就好像那次我把一只人字拖误认为蝎鱼一样,至少有零点零零一秒,那鱼看起来十分真实。这说明,现实不过是大脑的电化学脉冲沿着视觉神经在视觉皮层上创造的一个任意标签罢了。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是“我”创造了世界。 同样地,爱因斯坦的著名等式E=MC 不过是他发明出来解释相对论及相关现象的符号而已。数学符号是他与外界分享自己主观感受最纯粹的方式,并在其过程中将这些符号转换成客观的科学真理。 难道这就是令人产生迷惑的原因?文字、图像、符号和公式,这些并不是真正的终极真理,仅仅是真理的表现形式,是一种相似现象发生概率的分享机制,但仍然服从于一种更深层的理解,只有通过主观直接经验才能得到的理解。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两个真理合二为一,外部形式似乎并不比其所代表的内在形式重要多少。 致命的滔天巨浪 1月15日,航行的第90天有两个重要的意义:其一,我们已经在海上度过了一个季度;其二,剩余的口粮只能维持两个星期了。起初我计划行程不会超过3个月,于是就准备了106天的食物供给量,多出的20%用于应急。而目前距离巴哈马群岛( )还有很长一段距离,我们极度需要食物。我们争论着是否把饭量减半:我支持的理由是确保我们第106天仍然活着,即使可能已经瘦骨嶙峋、肌肉萎缩;而史蒂夫则认为应该尽可能地保持现有体力,并希望在第107天之前找到新的补给。而这之前,我们也是出于同样的想法提前享用了圣诞蛋糕。 显然,我们应该去钓更多的鱼。“莫克沙号”就像一个移动的寿司吧,有很多剑鱼徘徊在周围,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对被剑鱼惊起飞到空中的飞鱼发动突袭。虽然之前的钓鱼经历并不怎么乐观,但我们还是满怀希望,并且已经提前给最大的那条鱼起好了名字:107。 有很多飞鱼自投罗网,早晨我们经常会在船舷边上发现几条撞晕的飞鱼,史蒂夫把它们称为“倒霉的大西洋小鱼”,说它们太不幸了,茫茫大海上就这么一艘固体小船,偏偏被它们给撞上了。 白天,我们尽情观赏着飞鱼为我们带来的高难度杂技表演:飞鱼们奋力地摇动着螺旋桨似的尾鳍,然后成群结队飞出水面,在空中轻舞、跃动,就像卡通人物在水上跳着踢踏舞,达到一定速度后,它们便伸开鱼鳍展“翅”高飞,天空中霎时间闪起了点点银光,而这时看得直流口水的一群剑鱼便争先恐后地想要将它们围住。 食物不断减少所带来的另一个后果,就是船越来越不易掌握平衡。“莫克沙号”发挥自我平衡能力的前提是要有物品或食物储备压舱,我们应该提前带好可折叠的容器,装上海水来弥补食物消耗所减少的重量,但这些事后诸葛亮的想法,管什么用呢? 两天前,我们遭遇了另一场风暴。狂风把我们往南吹了近50千米后,才终于调转方向,让我们得以继续前进。接下来的48小时里,巨浪仍然接二连三地朝船尾袭来,而“莫克沙号”就在一道道波浪中摇摇欲坠,令人不安。 在这样的条件下航行,需要我们百分百地集中注意力。“莫克沙号”又窄又长,在波浪上就像一个瘦弱的冲浪板。踩踏板的人可以根据船头的倾斜程度或者踏板因水的阻力而变紧的程度,来估计海浪的大小。踏板的曲柄就像一个弹簧,越转越紧,越转越紧……然后到达顶点,踏板便飞速向后旋转,整艘船得以加速向前推进。现在,我们别无选择,只能紧紧抓住两个转向杆前后推动,保持“莫克沙号”在水中直立前进。无论是向左舷偏转还是向右舷,都可能导致灾难性的后果——船身突然横转甚至翻倒。 我个人觉得这样很刺激,在风口浪尖操纵船只所激发的肾上腺素能很好地消退内心对“蔓延的灰色恐怖”的惧怕,同时,打开舱门能让空气迅速流通,舱内也不至于像桑拿室一样闷热。 不过史蒂夫可不喜欢这样,尤其不喜欢我所谓的“通风”。他说一旦三个舱室都进水了,船就会迅速沉入海底,到时估计连逃上救生筏都来不及,况且我们的救生筏只能容下一个人。 我们之间的分歧转变成了幼稚的互相怄气。轮到我值班时,我就把舱门打开,而轮到史蒂夫时,他就把舱门关上。 下午3点10分,海浪高度已经达到了7.6米,交接班之前,我拿着相机爬出船舱准备去前甲板上拍一些巨浪拍打船尾的照片。由于相机是全手动的,所以我得双手并用,这意味着我必须用双腿夹住前舱来固定自己,那动作就像是把“莫克沙号”当作一匹野马来骑。不过在那样的天气里,这么做真是既愚蠢又危险。 “呀呼……真爽!”我叫喊着跳回驾驶舱,在又一波巨浪砸来之前关上了舱门,“拍到了很棒的照片呢!” 史蒂夫只是迅速点了点头,全神贯注地保持着航线,他看上去疲惫不堪。 我经常听人说起“滔天巨浪”,有记录以来最高的可以达到30米,随之而来的波谷也非常深,人们称之为“海中黑洞”。海员们最害怕的就是这种浪,它就像是深水里的海啸,具有粉碎性的巨大能量疾驰而来,所到之处无不备受其害,仅最高波峰就足以把一条船掀个底朝天。 而现在,就有一头这样的海中“巨兽”在船尾发出嘶嘶怒吼,朝我们追来。突然,“莫克沙号”下降了将近5米,船尾猛地朝上立了起来。我往下一看,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我们悬在海浪之上,距离最低的水面至少有12米。这下肯定要翻船了!那一刻,时间仿佛静止了,我惊恐万分,心脏都快从嗓子眼儿跳出来了。 很快,我们又开始了自由落体。 我们急速坠落,根本无法导航,耳边全是海浪的怒吼。“莫克沙号”向一侧倾斜着,并没有翻倒,只是船尾高过了船头,向着右舷方向优雅缓慢地横落在了海面上。 顷刻间,我们的世界天翻地覆。 场面一片混乱,海水透过打开的舱门喷涌而入,钻进我的眼睛和耳朵里。在海水的冲击下,我的头和身子紧靠着踏板座椅,即使是倾覆状态,船速也在时速18.5千米以上。 几秒钟后,又是一阵天旋地转,船底所在的地方出现了绚烂的天空。“莫克沙号”成功地完成了自我平衡,但是中舱已经完全被淹。我坐在那儿一动不动,目瞪口呆地看着眼前混乱的景象:航海图已然湿透,食品也全都进了水,锅碗瓢盆来来回回叮当作响,海锚绳乱七八糟地缠在踏板上。船上简直成了各种设备的灾区,装磁带的盒子已经被水浸透,在我膝盖周围冒着气泡,那边又漂过去一本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 但“莫克沙号”依然没有辜负我们对它的信任——船身结构仍旧完好无缺,指南针、无线电等重要设备竟然也毫发无损。 然而,船上却少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 史蒂夫! 他刚刚不是还站在那儿抽水吗,怎么转眼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别闹了,史蒂夫!”我笑着说,“别耍我啊,你藏哪儿去了?” 我拨开周围凌乱的杂物摸索着往前走,走到船舱中央时被耳机线绊了一下,我正了正身子朝“鼠洞”里望,他会不会在最后时刻钻了进去? 里面连影子都没有。 我突然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笑声僵在喉咙里:他不在船上,那肯定就是落入了海里,而且他也没戴任何安全防护设备…… 什么都没有!层层波浪之间丝毫没有生命的痕迹,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我可以想象到他在绝望中逐渐失去意识,甚至溺水而亡。 恐惧和愧疚撞击着我的内心。想到之前我在水里面临绝望时,史蒂夫就像一位圣者朝我伸出手来,而现在我却无能为力。如果我听他的话关上舱门,就什么也不会发生了…… 突然,什么东西撞击船体的声音打断了我的自我羞辱,我急忙朝船下看去,看到舵旁有一个小的系船浮筒一样的东西。 我瞬间崩溃了,是不是跟我想象的一样? 我挣扎着仔细看过去,越看越觉得像是一个人头。几个月以来,我一直面对着的这个丑八怪,现却成为了我见到的最美好的东西。 “史蒂夫!”我万分激动地叫喊。 一只爪子一样的手抓住了右舷边缘,然后一张死气沉沉的脸慢慢地向我转了过来,双目圆睁,溢满恐惧。 回到船舱中,史蒂夫赶紧裹上一条毛巾,一边不停地颤抖,一边回忆着刚才致命的惊险。 “就好像是从瀑布上跌落下来,”他双眼紧闭,双手抱头,来强调当时的迷失感,“完全不知所措,脑袋里像是堵着一大块石头,完全无法思考。” 他停下喝了几口茶接着说:“后来我的脚好像挂到了什么东西,一直将我往水下拖,速度越来越快。当时我就想,史蒂夫,你完了……” “我以为咱俩都完蛋了,”我插嘴道,“想让我一个人蹬着踏板去迈阿密?想得太美了吧,你这个混蛋!” 我蹩脚的玩笑终于让他的嘴角稍稍有些上扬。事实上,他的确非常幸运,一根系桨索奇迹般地缠住了他的脚踝,才让他有时间去抓住浮筒,得以生还。 南行加勒比海 1月22日,我们来到了马亚瓜纳岛 附近。从这里开始,将会有一连串岛屿延伸至迈阿密,总距离长达965千米。尽管马亚瓜纳岛是这群岛中最大、最可能有人类定居的岛屿,但航海图上却标注着“无人居住”,看来获得补给的可能性不大了。于是史蒂夫同意每顿饭量减半,这样一来,原本只剩下9天的粮食现在可以维持将近3周。情况还不算太糟糕,我们还有两杯威士忌,两根可食用的蜡烛,另外还剩有半管牙膏。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看起来越来越诱人了。 我们猜测到底是先吃光食物,还是齿轮箱先完蛋,昨晚我值班时齿轮箱又出现了很大的问题。滴橄榄油已经没用了,目前里面的钢轴承正在一点一点地磨损,眼看就要撑不住了。每前进一千米,我们都应该庆幸它还在运转,不然就得用桨慢慢划了。 天气依然酷热难耐,白天蹬踏板时有一种快要窒息的感觉,晚上则稍微轻松一点。“鼠洞”曾经一度是船上最抢手的地段,现在也闷热得几乎无法入眠。 疲倦和劳累再一次侵袭了我们。出乎意料的是,支撑我们度过高温煎熬的居然是热茶。 一连串的哔哔声之后,BBC国际广播开始播报晚6点的整点新闻:墨西哥军队在恰帕斯清理萨帕塔主义( )叛军的行为被指侵犯人权;1994至1995年间,印度尼西亚海域共发生22起海盗事件…… “就没有别的新闻吗?”史蒂夫忿忿地说,“我可受不了这些让人郁闷的破事儿!” 我继续转动收音机的拨盘,却同样让人失望。 重新调回到BBC频道,里面传来了我曾经的偶像——独立流行音乐主播约翰·皮尔的声音。天呐!那个老家伙每周带着几张旧唱片去布什大楼转两圈儿,就能挣上500英镑( ),真是不费吹灰之力…… 不过他主持得确实不错,想到什么就说什么,管它听起来蠢不蠢:“这首歌让我想起一个在冰雪上步履维艰的人,他呼唤着自己朋友的名字……” 嘶嘶嘶嘶…… 怎么回事,是静电吗? 我转了转拨盘。 呜呜呜……嘶嘶嘶…… 声音越来越大,好像是发动机的响声。 我和史蒂夫一时间如梦初醒:难道有一艘船在我们正上方,就快要压倒我们了? 然而前方什么也没有,只有一望无际的蔚蓝海水,绵延起伏。 “是飞机!”史蒂夫喊道。几秒钟后,一架塞斯纳飞机从我们正上方呼啸而过,右舷窗外有一只手在挥舞。“那是……” “是我们的苏格兰伙计!”我兴奋地说,“估计是从谁哪儿弄来的吧!” 我就知道肯尼会找到我们。史蒂夫在查尔斯·L·布朗号上打过电话给他,说摄像机又出了问题,肯尼答应会“想办法”在我们到达迈阿密前再弄一台。这种保证的言辞若是出自别人之口,我们只当是善意的安慰,可他是我们的肯尼·布朗呀!这个苏格兰伙计依靠自己不怕死的摄影功夫和临危不惧、化腐朽为神奇的手艺已经有了些许名声,他就像是电影《百战天龙》中的兰博,出生入死化解困境。 后来我们才得知他一路波折来到加勒比海的经历:先在纽约的建筑工地打工,还上从伦敦来的机票钱,又一路搭车跋涉千里到了迈阿密,接着使出浑身解数才得以免费前往特克斯和凯科特群岛上的普罗维登斯岛(Providence Island),在那儿结识了一名当地医生山姆·弗莱特利,而山姆医生认识岛上唯一一架轻型飞机的主人。之后他们在海上飞行了许久,望眼欲穿地寻找着我们的踪影,就在飞机的燃油警告灯开始闪烁时,山姆医生看到了“莫克沙号”染色玻璃窗反射的光线。 “‘莫克沙号’,‘莫克沙号’,”无线电里传出了熟悉的声音,“我是肯尼,完毕。” 史蒂夫把话筒递给我。 “从没想过听到一个苏格兰人的声音能让我如此高兴!完毕。”我回应道。 他们的燃料所剩不多,因此我们必须立即做出决定:要么继续朝迈阿密前进,让他们帮忙准备一些食物连同新的摄像机一起空降下来;要么在西南方53千米的普罗维登斯岛稍作停留,适当补给和修理后再出发。 “顺便说一下,岛上的居民都很友善,有可口的美食、冰镇啤酒……”肯尼笑着喊道。 答案显而易见,我们马上改变航向前往位于岛北的龟背湾码头。 掉头之前,肯尼又通过无线电说:“还是把这些东西给你们吧,好让你们今晚不挨饿。” 飞机突然转向,从客舱窗口扔出一团黑色的东西,像制导导弹一样砸向“莫克沙号”。 “快闪开!”我喊道。 投射物紧贴者右舷落入水中。 “天呐,”史蒂夫深吸一口气,“好险好险!” 如果落点再稍微往左一点,我们的小船就会被砸沉,我都能想到《每日星报》到时会如何报道了: “踏板潜艇再次沦陷! 在海上航行97天后,两名英国人用来横渡大西洋的人力踏板“潜艇”今天被自己的空投补给砸沉,这一包致命的补给中包括半斤奶酪、三个橘子、一片面包、两罐米勒淡啤酒。” 跟之前的97个夜晚相比,今晚我们有了更大的动力,踩着踏板在黑夜中前行也变得轻松多了。奶酪和白面包是我的最爱,由于很久没有摄入糖分,新鲜的橘子吃起来有点儿苦。至于啤酒,跟我记忆中九岁时偷喝爸爸那口酒的感觉一样令人恶心。然而,更诱人的待遇就在前方等着我们:不会晃动的床、冷饮、热水、电话、欢笑以及长时间的交谈(当然,仅仅是谈话而已)。 第二天上午7点51分。 一阵微风吹来,“莫克沙号”缓缓驶向有些许低矮植被覆盖着的白色沙滩。天色尚早,但太阳已经照得人很难受了。 上午8点,我们通过无线电呼叫肯尼,想让飞行员引导我们通过珊瑚礁。他的声音听起来昏昏沉沉的,像是宿醉未醒,哼哼唧唧的。 “我们大概一个小时后到。”他嘟囔着。 史蒂夫就像变了个人似的,狼吞虎咽地吃完早餐,每次值完班就迅速把踏板归位。他期盼已久的陆地终于又在眼前了。 而我则有些举棋不定。肯尼和山姆医生的出现起初的确很令人激动,但时间一长,我才考虑到提早登陆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我的荒野静思计划正处于成果初现的阶段,我渐渐理解了意识,尤其是语言、认知和自我意识的运作方式,但还有很多问题悬而未决,包括最重要的“探寻终极真理的核心”,这个时候回到陆地上,周围的人群和生活定会让我分心,无法继续。 但至少我达成了一项主要目标:像几个月前舍不得开绿色的陆地一样,我也舍不得离开蓝色的海洋了。 加勒比海:珊瑚、海盗、腐烂的海疮 南海探险行动的意义何在?如此巨大的规模和耗费,不过是间接地承认了这样一个事实:精神的世界里也有海洋和陆地,而每个人不过是其中一处未曾被探索的地域或海峡,然而,乘着政府提供的大船,带着500名水手和仆人,历经风霜雨雪,穿越食人之境,航行数千里,与独自一人在内心世界里的大西洋和太平洋上探索相比,似乎要容易得多。 ——亨利·大卫·梭罗(Henry D Thoreau),《瓦尔登湖》 撞上珊瑚礁 肯尼在达伦的带领下乘着一艘灰白色的摩托艇抵达,达伦是一个跟我们趣味相投的小伙子,来自犹他州的普罗沃龟背湾潜水中心。 肯尼看到史蒂夫后,叫道:“嘿,大胡子,你越来越像个探险家了!”他肩上扛着摄像机,动作跟上一次在葡萄牙海岸告别时一模一样。 由于现在是退潮期,我们必须想办法从锯齿形的珊瑚间仅有15米宽的缺口中穿过。 达伦和肯尼在前方开路,“莫克沙号”紧随其后,摩托艇随着波浪起起伏伏,突然消失不见了。 “该死,他们有麻烦了!”史蒂夫拿着望远镜喊道。前方一道巨浪掀起,珊瑚礁就变成了白色的巨魔。不一会儿摩托艇再次出现,像软木塞一样浮在海上。“他们没能通过缺口,杰森,快掉头!” “来不及了!”我一边喊一边试着加速。如果掉头,船就会横着撞向尖利的珊瑚礁,粉身碎骨。这时一道海浪从后面袭来,“莫克沙号”的船头顺势向下倾斜着,我可以感觉到水在把我们向后吸,踏板越来越紧、越来越紧…… “坚持住!” 突然,我们就像坐过山车一样朝着海浪向下冲去…… 咔嚓…… 木板碎裂的声音炸响在呼啸的海浪中。 “触礁了!” 防浪板裂开了一道将近半米长的口子,海水开始不断涌入,很快就没过了我们的脚踝。珊瑚礁就像开瓶器一样,把船体撞得几乎体无完肤。史蒂夫抓起防浪板顶上的泡沫垫朝船尾扔去,想要估计一下受损的严重性,却正好落在踏板上。 “把那个破玩意儿拿开!”我朝他喊道。又一道波浪朝着船尾袭来,而“莫克沙号”这时就像一头肥猪一样卡在了珊瑚礁之间的缺口上,身受限制。 史蒂夫刚把泡沫垫拿开,下一道波浪就把防浪板冲了个四分五裂,我使劲儿朝左转动方向舵,试图摆脱目前的横向状态。 但因为卡得太紧,“莫克沙号”动起来像冰山一样缓慢,一度一度地挪着转回之前与海浪垂直的方向,25 ……35 ……45 …… 环顾四周,这时的海面像一头咆哮的雄狮,波涛汹涌,海浪呼啸。船尾再一次被掀起,海水瞬间冲进右舷舱内,船身开始向左旋转,我们被迫紧紧贴着舱壁。“莫克沙号”就这样在风口浪尖上下起伏、左右摇摆,危险无处不在。 然而,船并没有翻,我们仍然在呼啸的海水中继续前行。原来,正是船内大量的积水起到了很大的压舱作用,及时救了我们。 史蒂夫想办法把防浪板又重新拼成了一体,不断涌进船内的海水渐渐变成了可以控制的涓涓细流。接着,我们开始了最终的冲刺。灿烂的阳光温柔地洒在碧绿的礁湖上,波光粼粼的湖水一直绵延到白色的沙底。史蒂夫坐在前甲板上探测前方有没有珊瑚礁挡路,而我则一边蹬踏板一边整理思绪。 航程中的中转站 我已经学会了自我控制,我已经准备好抵制一切诱…… “嘿,伙计们!” 不远处的沙滩上,一个身着比基尼、有着古铜色肌肤的美女笑着朝我们挥手:“欢迎来到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她一口洁白的牙齿在阳光下闪烁着光芒。 好吧,其实我没准备好…… —— “你们遇到风暴了吗?”一个年轻的声音问道。 “呃,是的,是遇到了一些……一些麻烦。”我尴尬地回应,身体还不太适应固定的码头,仍在不停晃动。 接下来,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找点儿衣服穿上,以免因为衣着不雅或者暴露被捕。 我走进一家商店,拿着整个航行的全部预算——捣蛋鬼乔治夹在《好色鬼》杂志里的一张50美元( )钞票。我像个迷路的小孩儿一样在货架间徘徊,周围尽是些奇形怪状的东西,充满了异国风情,各种鲜亮的瓶瓶罐罐琳琅满目,让人应接不暇。我走到面包区,新鲜的糕点香味扑鼻而来,我不禁垂涎三尺。 不行,我必须抵制诱惑…… 几分钟后,我从商店里走了出来,手中的四个购物袋里装满了各种美味的垃圾食品:香蕉蛋糕、椰子蛋糕、果酱卷、甜面包……我的钱已经花了一半,可是仍然没有衣服穿。 自我控制什么的,先算了吧…… 第二天我们收到一封请柬,邀请“莫克沙号”作为特别展品参加“1995年迈阿密游艇展”。真是天赐良机!我们可以在船上卖T恤,或者在船身印刷名字来赚钱,以便偿还巨额的债款。可是现在距离迈阿密还有将近900千米,展览只有不到三周了,因此我们必须尽快返回大海。 史蒂夫和肯尼立即投入到工作当中:修复齿轮箱,重新收拾船舱,发新闻稿,安排游艇展的后勤工作…… 我倒是有一些空闲时间,偶尔会到街上走走,但感觉像是有一层透明的薄膜将我与周围隔绝开来。我以一个旁观者来观察所谓的“正常”生活,发现我们之前的生活如此复杂。与海洋上的缓慢行进相比,在岛上即使是懒洋洋地散步也好像速度飞快,陆地上的时间似乎总是不够用。这种感觉很奇妙,甚至可以说有点儿奇幻。我希望能更深入地参与到陆地的生活中,能跟真正的人进行真正的谈话,谈论真正有实质性的主题,而不是肤浅地寒暄。每当我跟人聊天,就总会有其他人掺和进来,而讨论的话题也随之变得浅显——社交范围越广,谈话就变得越肤浅。 我最近一次跟别人专注地单独聊天是在山姆医生给我做检查的时候,他说我的体重下降很快。当然,不只是体重下降这么简单。 他收起了听诊器说:“从疲劳程度来看,如果10分代表已经失去意识,那么你跟史蒂夫上岸时差不多都是8.5分。” 其实,这也是预料之中的。 生活中总是面临着各种选择。到达普罗沃的第四晚,我们就收到了三份邀请——是去吉米餐厅享受晚餐,去香蕉酒吧喝酒,还是去卡萨布兰卡俱乐部狂欢呢?然而,我只想偷偷溜到“莫克沙号”停靠的码头,在夜幕的掩护下,手捧一杯热巧克力站在打开的舱门旁凝视星空,让我的内心享受平静。 由于史蒂夫和肯尼的不懈努力,加上很多人的热心帮助,2月3号,我们准备好再次启航,朝迈阿密进发。一位友善的机械师撬开齿轮箱更换了轴承;主营进口食品的普罗沃点心店慷慨地捐赠了食物;山姆医生说服美国连锁餐厅阿比斯的老板,资助了我们2000美元( )。 当然,除此之外,我们还得到了更多人的帮助。最热心的支持者要数世界知名的凯科斯海螺农场主赫赛夫妇,出发前一天下午,我们拜访了他们的农场。我们坐着芭芭拉的车穿越海岛,尽情享受着驰骋的乐趣,感受着凉风的吹拂,一路上到处都是欢乐的彩色房屋和浸信会教堂,着装整齐的孩子成群结队地玩耍,热带的鸟儿欢乐地唱着歌儿,路边的花朵散发着独特的芬芳。 游览结束时,芭芭拉送给我们一个绝美无比的女王海螺,要不了多久,它就会成为展会上的珍品。《蝇王》的故事中,孩子们用海螺来召集会议,我们也可以用它高亢的声音宣告航行的结束。 出发前唯一的烦恼是,如何处理船上的非生物降解垃圾。我们拖着整整10袋准备送去回收,而当问到芭芭拉垃圾回收场在哪儿时,她却笑着指向大海。 “大海是这里唯一的垃圾回收场。” 我和史蒂夫面面相觑,这么久以来,为了海洋的生态环境,我们把成堆发臭的垃圾都堆在船尾舱,长时间忍受着恶劣的气味,可现在真令人失望。 最痛心的应该是史蒂夫,最初为了不破坏环境才选择了这样一种低碳环保的环球方式,而今却如此无奈。 难道那些政客们还不应该考虑环境的可持续性吗?难道经济的发展就理应以破坏环境为代价吗?难道我们只能这样度过一生吗——贪禁地索取资源,源源不断地制造垃圾,无畏地破坏生态环境,忽视物种的快速灭绝……最好哪天人类也一起消失了,地球就开心了。 绕过豪格斯泰暗礁 适逢涨潮,我们轻松地穿过了珊瑚礁,向着“胜利”昂首前进。 几天的休整之后,我们精力充沛,除了偶尔会有轻微的恶心和头晕,导致捡东西的时候不小心撞到头或肩膀。夜间值班时我们也能保持清醒了,双臂恢复了力量,我们都对按时到达迈阿密充满了信心。 但有时候,命运的船桨总会顾自地紧握不放,根本不管你乐意与否。 经过豪格斯泰暗礁 (Hogsty Reef)时,悲剧发生了——在暗礁北边1.6公里处,变速箱上冻了。 “难以置信!”史蒂夫抱怨道,“那家伙就不能干点儿靠谱的活儿吗?” 又是轴承的问题,至少感觉是。经常是曲柄会转起来,机械装置会动起来,三四分钟后,问题就会自行圆满解决,但随后还会再次循环上演。 我们就这样一直迎着北风艰难前行,但马上就要进入礁石区了。 一阵恐慌袭上心头。船舱两边并没有开口以装配船桨,史蒂夫一边在工具箱里翻找钢丝锯,一边狂躁地喊道:“如果想靠点谱,就自己动手!” 至少这一次,我没有反驳他。如果有大锤,我想我会把变速箱砸个稀巴烂,幸运的是没有,所以就只能专心解开船桨。打结的地方已经被海盐凝固成一团,根本解不开,即使用上老虎钳也于事无补。宝贵的时间飞速流逝。史蒂夫那边也好不到哪儿去,第一个开口才刚刚开到一半,就被钢丝锯割到手指了,满手是血。 我坐回踏板前的座位上,深呼吸,努力让愤怒到几乎死机的头脑冷静下来,肯定还有别的办法。我现在要做的就是从另一种角度审视问题,以最基本的形式,用“批判之眼”审视这个曾经标有“变速箱”标签的东西。 线索一定隐藏在这些症状里。变速箱除了时而正常时而失灵,上面的部件也开始越来越热,这表示有摩擦力,有可能是来自轴承部分的。但那天早上史蒂夫加了好多润滑油呢,难道是加多了,或者根本就不是轴承的问题?要么是哪个链轮没对齐…… 我的思绪来来回回转了好几圈,不断深入到潜意识层面上苦思冥想,寻找不太明显的可能性。最后,我将目光落到一个A字形结构的曲柄上,中轴有润滑油渗出来——也许变速箱只是缺乏润滑而已呢? 距离暗礁群只有不到100米了,汹涌的海浪撞击着珊瑚礁,一股股羽状水流直冲天空。没时间考虑了。我麻利地将踏板座推到前面,打开后盖舱壁,慢慢爬向尾舱,润滑盒更换件儿就在这一团杂乱之中。 突然“喀嚓”一声巨响,跟着就是一声怒吼“败家玩意儿!”钢丝锯断了。我知道我们已经没有划过这些礁石的可能了,所有的希望就寄托在变速箱上了。 我一阵疯狂地乱翻,找到一管润滑油扔给史蒂夫。 快……快…… 他急忙装上润滑脂油枪,开始疯狂地加油。“没用,”他一脸挫败,“肯定是气塞……操!” 距离礁石愈来愈近了。层层海浪不断冲撞着礁石的边缘,激起浪花无数。 退出润滑盒……再来一次…… 润滑油弄得到处都是,我俩轮流上阵,终于让润滑油从变速箱边上渗了出来。 现在试一下…… 我把座位推回原位,开始踩踏板,心脏砰砰直跳,血液在耳朵里突突地搏动着。船先是卡了一下,然后就有种节奏收紧的感觉……船速明显加快了。我掌着船舵远离了礁群。半分钟过去了,曲柄转动依然很顺利。 两分钟……三分钟……五分钟…… 终于恢复正常了。 因为时间充裕,我又重新开始了荒野静思计划,找寻新的方法将终极真理升华为一门新的学科。“批判之眼”看世界是重新认识世界的一种方法,它强调“集中注意”去看清真理的表象——言语、图像、符号、公式——以获得隐藏在深处的纯粹的主观体验。作为人类,我本能地复制着种种模因,然后尽量保持这些模因不随外界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所谓模因,就是通过非遗传方式传播的文化因素,例如思想、习惯、价值、信仰等等。但我恰恰忽略了一个事实,或者说是故意否认了这个事实:这些模因系统需要不断地被重新评估、修订和改进,盲目地接受只能导致徒劳的重复,谎言也会占据上风。因此,我有责任仔细审查我周围世界的表面现象。 以“莫克沙号”上的实际情况来说,我可以利用“批判之眼”从各个方面改善船上的生活。彼得·伯德在船上开的通风口就是一个例子,封闭的驾驶舱在热带地区就像一个炎热的火炉,从海上任何方向吹来的风都很难进入舱内,于是我拿PVC防撞垫刻出一个形状,45°楔在通风口上方,这个临时搭建的导流板可以任意旋转,方便把不同方向的风引到舱内。这样一来,无论白天还是夜晚,蹬踏板的人都可以随时享受到头顶的阵阵凉爽。 我还希望用“批判之眼”的方法来改善陆地上的生活:可以在漏水的龙头下贴一个50便士( )的圆盘,一年可以节约好几吨水;搭公交车或步行代替开车,不仅省钱而且健身,更重要的是低碳。 在更广泛的哲学层面,还可以用“批判之眼”来辨别不符合人类在地球上可持续生存的模因。作为温血性有机体,我的生存需要一定量的食物、水和能量,然而在这些基本要求之上,在随之增加的幸福感之上,我作为消费者却变成了造成环境问题的部分原因,而没有解决问题。 传说中的加勒比海盗 4天后,2月8日,风力五级,并转为西北风,冷风直往我鼻孔里钻。中波广播的航运预报称北方320公里处有巨型风暴,海浪高达21米。傍晚时分,风暴尾会扫到我们这里。 我们将航线转到330°方向,几近朝北了,在风浪将我们推向南方之前先做好准备。午后风速渐强,“莫克沙号”在狂风巨浪中剧烈地摇晃着,竭尽全力保持自身的航向。即使用上舵柄也很难转向右舷,这是一场努力维持船向的攻坚战,我们坚持奋力蹬踏。不过,这总比扔掉汽车轮胎,被推向古巴海岸好得多。现在距离古巴只有32公里,一旦靠近,“莫克沙号”就有被扣押的危险——前提是在这之前我们没有遭遇海难。 这是迄今为止最辛苦的蹬踏航行,向前进…… 向前进……向前进……这句激励我的咒语,是从探险界领袖人物雷诺夫·费恩斯爵士(Sir Ranulph Fiennes)那里借来的。他曾使用类似的一句格言激励自己徒步横穿了南极大陆。 为了缓解膝盖的压力,我们从原来的两小时换一次班转为一小时换一次。从北方掀起的巨浪每次都会将整个船头吞没,足足吞掉船身的一半,一股股激流猛冲进通风舱口和踏板下面。我们燥热的身体不断被打湿,真是透心凉、身舒爽,不过到了早上,我的腹股沟就已经被磨得苦不堪言了。海疮又气势汹汹地席卷重来,从我全身的各个部位争先恐后地冒了出来:蛋蛋、屁股、膝盖弯儿、胳膊肘,还有大腿。 必须要采取点儿措施了。 我从一个帆布袋上撕下一条8公分宽的布条,临时做了一件睾丸护具。我用一根线组成一个环状的护篮,再用两根减震绳固定好,绳子系在踏板座顶上。这套护具将我的蛋蛋托高了几厘米,尽管晃来晃去有些难堪,不过摩擦的问题总算是解决了。护具还可以挡住踏板座里刚刚孵化出来的一窝蛆虫,之前它们一直在从海疮中挤出的脓血上大快朵颐。也就是那天早上,还有一只钻进了我左边的睾丸,大概是把我的蛋蛋当成烂李子了。 那天早上晚些时候,我在左舷船头5公里处发现一处礁石浪花。我们用手持罗盘迅速将礁石定位为275 ,但海图标示的是320 、1.8米深的浅海。难道是海域图错了? 史蒂夫停下蹬踏,和我一起从敞开的舱口探出身子看,在刺眼的阳光中,他看见一条白色的海浪如惊涛般拍向东方的海岸,喊道:“那不是暗礁,是快艇!” 果不其然,那艘船开始更改航向,直冲我们而来。史蒂夫回到踏板座,拿起VHF无线电呼叫那艘神秘船只,以弄清它的意图。没有回应,这是第一个坏兆头。第二个坏兆头就是,在这艘迅速靠近的长约12米的机动快艇上,6个男人站在栏杆旁,挥动着手中的半自动步枪。他们胡子拉碴,一脸绝望,而且没有一个是穿制服的。 “惨了……”我低声说道,声音略有些发抖,“加勒比海盗!” 我迅速将新摄像机藏在“鼠洞”里,里面还有一架双筒望远镜,不过旧摄像机仍在继续拍摄。史蒂夫一边蹬踏,一边小心翼翼地将一盒手持火焰信号从一件救生衣中拎出来藏在右肘下面。我们不指望能以寡敌众,只是一旦有所不测,那盒火箭炮一样的手持信号就是我们唯一的防御了。 有个人开始用西班牙语大吼大叫,可我们一句话也没听懂,只好用英语再吼回去,估计他们也听不懂。但有一件事是很清楚的,根据他们越来越焦虑的样子——他们一只手举枪,一只手不停地挥舞,活像抽风的交警——就可以得出判断,他们想让我们停船。 现在回去穿短裤为时已晚了,当他们准备登船时,我和史蒂夫都在舱口站着。 那些大喊大叫和指指点点的枪立马消停了,取而代之的是一阵惊人的沉默,那些海盗们的表情各有不同:有的张大嘴巴,惊愕不已;有的眼神里充满了厌恶;有的脸上挂着嘲笑。也许他们还指望着能遇到个简单好办的目标,比如租豪华游艇度假的土豪什么的。但很可惜,他们拦下的却是一艘改装的破脚踏船,驾船的是俩光屁股基佬,满身的疖疮,汗流浃背,活像两个上了法庭的恋童癖,戴着杂色探险帽、呲牙笑着的肯定是个疯子,而另一个人下巴上还吊着一个巨大的鸟巢。 我想我们安全了。 海盗们显然比刚才更加绝望,估计是害怕我们这一身毫无疑问的病毒。海盗头子厌恶地皱了皱眉,加大油门呼啸着开回了古巴。 向前进!向前进! 2月10日。 黎明到来之前,两艘游艇从1.6公里远处划过佛罗里达礁岛群的深水地带向南驶去,所有驶向美国的船只都必须从这个狭窄的水道中经过。但我们更愿意从大巴哈马浅滩(Great Bahama Bank)穿行,一路向北。这是一片我们旅途中遇到的最玄幻、最令人叹为观止的海域,有些地方的海水只有4米多深,海底覆盖着一层厚厚的白垩纪时期的珊瑚礁石灰岩。重要的是,这种浅度可以保证我们不会碰到什么庞然大物。 在越发枯燥的蹬踏行程中,这片神奇的水域却给我们增添了诸多乐趣。 但随着风势渐小,难以忍受的热浪又重新袭来,一整天我们都挥汗如雨。在这种恶劣条件下,唯一热闹的地方就是蛆虫聚集地,原本的高蛋白质饲料又有了汗水的滋养,更是让它们恣意妄为。当蛆虫开始在踏板座位的泡沫垫上肆意蠕动时,我果断地用一瓶稀释过的氯基杀菌剂做了个了结,这种杀菌剂的成分可以有效抑制生物的生长。蛆虫们的回应热情极了,它们饥渴地扭动着米粒大小的躯体,像是在对我说:“拜托了先生,人家还想再来一点儿嘛!” 我愤怒地将杀菌剂原液全倒了下去。 “干得漂亮!”史蒂夫嘟囔道,露出一副混合了恐怖和病态迷恋的表情。 蛆虫们挣扎片刻后,就彻底安静了。 每次从大汗淋漓的蹬踏中换班下来,最大的奖赏就是一头扎进我们那延绵几百平方公里的“私家泳池”畅游一番。船体下面的水最为凉爽,脑袋就像是被一双温柔的手掌来回摩挲着,太阳穴得到了灵巧精心的按摩,身体也得以迅速降温。我想,天堂也不过如此吧! 史蒂夫自告奋勇地说,他要在成功抵达迈阿密时,负责在无数媒体直升机下挥舞旗子。 向前进!向前进!这句激励我奋发前行的咒语再一次萦绕在我耳边,让我满怀斗志。 经过一个星期的辛苦努力,我们终于接近大巴哈马海岸北端了,再过48小时就能抵达迈阿密了。 距离这座位于佛罗里达尾巴尖儿上的城市如此之近,近到几乎可以伸手拍它一巴掌,我兴奋得几乎要放弃内心的探索,不想剥离洋葱的最后一层,揭开所谓的“终极真理”了。不管我在深夜轮班时如何思索,或如何努力用“批判之眼”审视周围的世界,就是无法获得突破。这就好比我努力想辨认出嵌在平面立体画中的立体图一样,愈是强迫自己看到麦当娜、蒙娜丽莎的脸或任何隐藏其中的图像,愈发感到难以辨认。 “绝对真理只不过是另一种错觉……”我在日记中这样写道。第109天凌晨,我举手投降了,承认自己甘愿做那种“给别人家放牛的牧民”(依赖于别人对真理的认知和理解的直接经验)。 后来,在快值完第二个夜班时,我突然感觉心中有东西崩塌了,头脑越来越晕,身体却充满能量,就像暴风雨前静止的建筑。破晓时分我钻进“鼠洞”,一边大汗淋漓,一边盯着狭窄的厢顶,大脑飞速运转着。经过15分胡乱随想,一些东西开始初露倪端。起初,我看到地上有一个橡子正在慢慢发芽,根须慢慢插入土地;接着,稚嫩萌芽的生长势头开始强劲,逐渐长成了树苗,长出了树枝、树叶以及小小的花蕾;最后,一株成熟的橡树矗立在我面前,在微风中轻轻摇曳。它生来强壮,自给自足,矗立在阳光明媚的草地上,完全独立于周围的世界。 一切的变化都是从简单的植物学开始的。我注意到橡树周围的微妙交流,树叶和空气之间的光合作用,根系和大地之间养分与水分的传输。然后我逐渐意识到,这棵橡树根本不是独立于世界的,它与周围的世界——甚至包括借树冠遮阳的小鸟,还有树皮上游走觅食的小昆虫等——都存在内在的联系。 我的思绪运转得越来越快,几乎快如闪电,紧接着便出现一些有关联的画面:叶片边侧的气孔释放出氧分子,并与氢气和尘埃混合升上大气层,又以雨的形式降落回地球,雨水倾注在干涸的土地上,而后形成涓涓细流,再不断汇聚成河,最终流向大海,一个女人走到水边打了一桶水,然后顶在头上开始往回走,准备为家人做饭…… 联结不断发展,直到橡树再次出现,只不过有了些不同:一道熠熠的光亮模糊了树干和枝叶,橡树轮廓的边缘慢慢渗入天空,它与万物的界线逐渐消失,直至合二为一,前者作为“树”的标签不复存在,它就像是生命倾注其中的容器一样。 万事万物之间的相互联系变得无法抗拒。我睁开双眼,看到同样的能量在睡眠舱坚硬的轮廓中流动。这就是世间万物与生俱来的内在,从本质上来说,它即是一切。我伸开双手,看到了同样的能量流动,作为一个人,我也像是一个倾注了生命的容器。 这一点让我醍醐灌顶。 所有生物的内在核心都是相似的化学物质。我周围世界的一切和它们各自表达的感官差异——颜色、气味、声音等等——是所有思维、幻象的组成构造,是长期进化过程的产物,即人类在一片混沌中获得的感知。 即使是作为杰森·路易斯的“我”,也只不过是各个感知标签拼凑投射而成的,一个看似成形的“我”:黑发、绿眸、白肤、说英语、不关心政治、可知论者等等。从分子平面上看,“我”是由跟组成椅子、毛毛虫或橡树一样的基本化学分子组成的。标签越清晰,人们越不愿意去深究,那么虚幻的“我”和真正的“我”——自然本身——之间的距离就会越来越远。 有些东西已然改变,由意识组成的记叙流不再按照惯常的轨迹,而是向四面八方发散,所到之处一切都变得具象,就像水变成冰块一样。单一的视角变成多个,就像一个多屏幕电影院,我可以同时观看所有影片。主观转而与客观合并,而“我”逐渐变得如同一面镜子,将映入镜中的所有事物都作为其自身的反射和描摹——这是最纯净的能量。通过这种方式,宇宙中每一个过程都变得更清晰、具象、更易被感知。“我”不仅在同一时间无处不在,而且在同一时间,万物一切皆是“我”,从最微小的夸克到最遥远的星系。这就像是回归故里一般,是平衡的极限。 生命中的万物都可以视为自身的一种变异…… 我想,这一定就是庞加莱和爱因斯坦对宇宙运作方面直观见解的相似之处吧。但若要把这种感想与他人分享,就需要用隐喻来表达了,比如:只有通过数学语言才可以证明爱因斯坦相对论的正式存在。 这是我追求真理一直在寻找的最后一个关键。这些类比联系为我理解所有现象提供了一张潜在互联路线图,但是这些只是通向真理的途径,而不是终极真理本身。路线上的指示牌也只能带我到这里了,剩下的路,就只能靠自己摸索了。 随着探寻继续,我发觉自身有了另一个变化:记忆消失了。也就是说,开始作为一个独立意识对不复存在进行理性研究,观察者与被观察者已合二为一,成为一个完整的整体。几个月后,有人解释这种状态是西方的非二元论,或东方印度教和佛教里的三昧,又或是般若。 过了一会儿,我从分子平面出来,通过时空虫洞进入意识二元论,再次进行合理思考和各种体验。对比之下,普通看世界的方式似乎太过单调无趣。 我渴望与人分享这一经历和发现,但当我们跟某人说曾经瞥到了神圣的一角,还能指望他们有什么反应呢? 我们被湍急的墨西哥湾流携带着驶向比斯坎湾(Biscayne Bay),船上生活节奏逐渐加快,马上就要登陆了。任何沉浸在三昧的清晰沉思都转移到了需要考虑的注意事项上:计划与肯尼在福伊岩群(Fowey Rocks)灯塔外汇合,整理赞助旗,迎接即将到来的媒体狂潮…… 史蒂夫现在忙得团团转,他系好围栏绳,用汽车轮胎做临时挡泥板,清理不必要的杂物,好让“莫克沙号”在镜头上看起来整洁一点儿。 除了差点儿与一个名叫“海怪号”的幽灵货船近距离接触,我们安全地冲出了黎明前的黑暗,穿过了佛罗里达海峡,在汇合点等待着,肯尼有可能带着NBC摄制组随时出现,也许还有海岸巡逻队的快艇护送。 迈阿密一直被低沉的阴霾笼罩着,西方吹来的微风夹带着一股刺鼻的味道,让我们毫不怀疑这股不祥的预感。“莫克沙号”在福伊岩群灯塔的后面轻轻摇晃着,我们痛饮了最后一瓶百龄坛威士忌后互相祝贺,环球航行的第一站已经成功抵达,我们也将成为历史上第一次凭借人力从欧洲大陆横渡到北美的探险者,这证明我们之后的航行也是非常值得赞助的。 单凭人力环游世界比人们想象中要困难得多,这不是一时兴起的胡闹作乐,更不是开拍一场虚构的死亡游戏,而是人类真正的终极挑战,想要成功,就必须在身体、情感和精神上不遗余力,战斗到底。 北美:轮滑在南方 生命是什么?它是暗夜中萤火虫忽明忽灭的闪烁;它是冬天里,野牛呼出的一团气息;它是夕阳下,掠过草原的一抹余晖。 ——克劳福特(Crowfoot),黑脚族族长的临终遗言 我们必须对这个星球和空气进行道德上的重新审视,我们应该按照大地伦理的原则去生活,而又不只是那样活。 ——纳瓦雷·斯科特·莫马迪(Navarre Scott Momaday),基奥瓦·切罗基印第安人 华丽登陆 隐约可见地平线上的迈阿密金融区,习惯了浩瀚海洋的流动世界,精心建造、整齐对称的混凝土建筑则显得无比陌生而神秘,这里全都是线条,线条,各种线条…… 一架NBC新闻台的直升机从头顶呼啸而过。来自“Reel Time”号刺鼻的燃油味扑鼻而来,这是一艘获得《十点新闻》(News at ten)特许的运动钓鱼船,准备护航我们最终抵达。幸运的是,美国海岸警卫队的快艇引导我们走过了最后几公里,这算得上是整个航程中最曲折的一段了。 渡过重重错综复杂的航道,我们最终到达了目的地——迈阿密游艇俱乐部(Miami Yacht Club)。主要的新闻媒体都会在此等候。 我们即将华丽登陆了…… 史蒂夫站在高处自豪地向镜头展示“我们需要赞助商”的旗帜。 走过最后一座桥的时候,头顶的平台上传来雷鸣般的交通喧响,再拐个弯儿,无数桅杆环绕着的俱乐部就出现在了眼前,这些直冲云霄的桅杆就像一根根傲然挺立的金箍棒。然后一个独立的浮码头出现了,同时也象征我们的航程结束了。 但好像有点不对劲儿。 木制码头上只站着寥寥几个人,气氛有些诡异。肯尼的摄像机已经准备就绪,正对着我们,还有马丁和卡特里奥娜,他们都是专门飞过来帮我们组织媒体的,斯图亚特站在那儿像猫一样咧着嘴笑,一手还抓着一瓶他常喝的香槟。事实上,每个人脸上都带着一种傻乎乎的笑容。 热情如火的摄像机和电视台记者呢? 史蒂夫将“莫克沙号”停靠在码头,我朝肯尼斯·卡兹奴(Kenneth Crutchlow,海洋划船协会会长)扔过去一根绳子。与此同时,斯图亚特雀跃的样子有点儿过了头,他打开软木塞,一道气流从香槟瓶中喷薄而出,木塞越过“莫克沙号”扑通一声落入海水里。 此时,寥寥的掌声中突然插进一声响亮的“咿哈!”是史蒂夫,他从踏板座椅上一跃而起,从他父亲手中接过了酒瓶。就这么结束了?没有热烈的欢呼声,没有不停闪烁的相机,没有蜂拥而上的电视台工作人员?后来我们才得知,《比斯坎湾论坛报》(Biscayne Bay Tribune)的记者和摄影师了解到自己就是整个记者团后,便忙不迭地掉头离开了,像一群逃离沉船的老鼠。 为了掩饰尴尬,我走上摇摆不定的浮码头,见人就热情地握手,但这也没花多少时间。 “是有人办喜事吗?”一位老太太问道,她操着新泽西口音,头发花白,戴着一副粉红色的猫眼眼镜,大概是从寒冷的东北来过冬或度假的退休老人。 “也不算是,”我回道,“是那个……呃……我们刚刚,呃……” 我的舌头严重打结,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因为面对不明实况的群众,无论我如何解说都像是在胡说八道。“我们刚刚踩着踏板船横渡了大西洋……”她大概以为我在开玩笑吧,这就是没有媒体到场的原因? 就这样,在完成长达111天,航程9078公里的横渡大西洋之行后不到一分钟,我就跟这个叫琼的陌生老人开始了一场十分自然的交谈。 “啵啵最近的胃口似乎不怎么好。”她焦虑地说。 “哦,那肯定挺让人忧心的。” “当然啦。我昨天带它去看过医生了,但医生说它没什么毛病。” “会不会是胃里有毛团?” “不会的,我一直特别注意保持它的皮毛干净,一天帮它梳理三次呢!”她抬起眼镜拭了一下眼角。旁边的听众都泪光盈盈的,有的是因为水面的光太刺眼,有的则是担心啵啵没吃好。 “它是不是一身长毛?”我问道。 “不是啊,它是夏特尔短毛猫,你熟悉吗?”琼摇着头说。 “不太熟。” “哦!它们真的好漂亮的,你知道这大概要追溯到16世纪的法国……” 繁忙的陆地工作 经过一个星期的电话猛攻,我们的公关团队将最终的新闻稿发给了全国700家平台,包括电视台、平面媒体和电台。这是一篇精心撰写、言简意赅的报道,所有要点无一不中——只此一篇。不过在这里有不止7家迈阿密游艇俱乐部,文章中却没指明到底是哪一家…… 第二天早上,斯图亚特开车送我们去参加游艇展首日展览。透过一扇打开的车窗,就像一连串缤纷的快照,美国将自己逐帧逐格地展现在我们眼前:贩酒商店招牌上的霓虹灯闪烁迷离,香蕉蓝莓酸奶蛋糕的广告牌剥落破旧,流浪汉在人行道上痛饮着柯尔特45(Colt 45)麦芽啤酒,一个加油站的电视上播放着《沉默的羔羊》……所有的一切都潜藏着无穷无尽的能量,滋养着“美国梦”充满机遇的源泉。这让我们意识到,真正的任务不仅仅是生存,而是在这个令人窒息的地方募集24000英镑( ),我们深感压力巨大。 果真是典型的美国作风,机会敲响了我们的门——虽然这机会让我宁愿随时掉头重渡大西洋——我们的VIP站位是犹太公墓旁边的停车场,尽管这不是个有人缘的地点,但还是不断有船夫款款而过,要么是被“莫克沙号”奇特的外形所吸引,要么是被斯图亚特强行拉过来。这段时间里,斯图亚特把我俩搞得像火鸡一样,穿着簇新挺括的远征T恤衫,驻扎在“莫克沙号”方圆3米内,就像拴了一根看不见的绳子。作为“过来人”,我和史蒂夫需要现场回答各种问题,滔滔不绝地讲述旅行中的见闻。 “最大的风暴是哪一次?” “海浪最高能有多高?” “最美和最糟糕的时刻分别是?” 而在美国,这些全化成了吃、吃、吃…… “你们有没有被鲨鱼吃掉?”问这话的男人竟然眼都没眨一下。 当然没有,你个蠢蛋,我差点儿就脱口而出了,但还是咬住舌头没吭声。不管是飞鱼、巨浪或吃人的鲨鱼,或根本就没有的这些话题,兜兜转转其实都围绕着一件事:能不能用一件签名T恤或是在船身印上他们的名字作为交换条件,让一些人自愿拿出20美元( )。 “你得更快地切入正题,”发现我晦涩的表述又让一位潜在顾客感到无聊透顶之后,斯图亚特趴在我肩膀上悄声道,“你需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打动他们、感染他们。” 他说得当然很对。一般来说,美国人很愿意相信别人,没有丝毫的冷嘲热讽或怀疑,没有吝啬鬼挑剔T恤衫上的脱线或是要求打折,也没有人对乙烯颜料刷名字的价格讨价还价。而相比之下,一年前在伦敦船舶展中的每一份收获都显得那么来之不易,都好像是神圣而正义的胜利品。与谨慎的英国人相比,美国人具备某种相当特别的品质:尊重梦想。追求梦想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权利,是神圣而不可侵犯、不容置疑的。如果你有一个梦想,他们一定会说:“去努力实现吧!”而且是真心实意的。 就是这种态度成就了这个年轻的国家。 第一天游艇展结束时,我们筹集了600美元( ),同时也达成了共识:希望,在美国。 游艇展过去一个月后,我们募集到了6000美元( )的可观资金。但支付完马丁、卡特里奥娜和肯尼——肯尼要给《探索欧洲》(discovery Europe)编辑一部一小时的纪录片——这些返回英国的人之后,剩下的就只够偿付理查德·帕德西的贷款了。而且在迈阿密的生活成本也着实太高,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一个中等城市,一个能够建立起知名度的广阔网络,而不至于到最后搞得很狼狈。 游艇展一周后,“莫克沙号”返回大西洋沿岸航道的保护水域,经过40公里抵达了劳德代尔堡海岸。这次我们在新闻稿下方用粗体字注明了抵达的准确地点,第二天的《太阳哨兵报》(The Sun Sentinel)头版就出现了我们的文章,接着引发了《迈阿密先驱论坛报》(Miami Herald Tribune)的后续专题报道,颇具讽刺的是,这家报纸已经错过了我们在迈阿密的首次登陆。 一旦有了传播渠道,事情就逐渐有了起色。当地心理学家理查德·哈里斯博士(Richard Harris)主动从他位于农场附近的诊所提供给我们一间办公室;凯利(Kelly)和尼尔·劳伦斯(Neil Lawrence)为我们提供了空余卧室,他们家后院的场地也腾出来以停放“莫克沙号”;还有一位当地人金伯利·斯旺(Kimberli Swann),他帮我们安排了学校访问活动。 斯图亚特和我联手,将“莫克沙号”拖到各种庆典、船展和跳蚤市场上,街头派对也没放过,事实上只要有人会买东西的地方我们都去。当我们访问学校时——通常都是免费的——斯图亚特都会担任表演者的角色,让我能集中精力整理这次旅行在教育方面的意义。 与此同时,史蒂夫努力安排在游艇俱乐部、扶轮社、同济会放映大探险的幻灯片。由于他母亲和前女友已经付清了大部分最初的贷款,他更加紧迫地想尽快偿清。经过一个月紧张的筹款后,压力开始显现出来。他看上去疲惫不堪,沉默寡言。 这多像一种残酷的悖论:在海上朝思暮想着陆地,而陆地上的困难却一点儿都没少。 3月22日,我们来到劳德代尔堡的一所黎明中学。 “那你们怎么上厕所呀?”问话的是一个漂亮的小姑娘。 她坐在教室前排,梳着一头泛金色的红发辫。她的同学之前也无数次提到这个问题,但鉴于余下的半个小时演讲可能会无法顺利进行——回应这个问题总能产生各种混乱——所以我无视了。但现在,整个六年级的小朋友都一脸乞求地看着我,他们已经听完了“萝莉塔之诱”,遭遇翻船,加勒比海盗的故事,而他们真正想知道的却是我们怎么如厕。 我叹了叹气,转身无奈地看着斯图亚特。 斯图亚特爬到讲课桌上,将自己“挂”在桌边,示范了如厕的全部程序。真是令人钦佩!跟预想中的一样,整个教室都沸腾了——30个孩子发出震耳欲聋的齐声尖叫。 “好吧!”我对吵闹的孩子们大声喊道,“谁想成为‘莫克沙号’的船员呀?” 无数只小手举起来,伴随着和声尖叫:“我!我!我!我……” “好啦,安静,请从门口排成一队。”斯图亚特开始发挥他的指挥能力了。 这位称职的“领导者”带着雀跃的孩子们走到“莫克沙号”的停泊处。首批的四位船员包括船长,那个红发辫女孩;大副,她最好的朋友,一个戴眼镜的害羞女孩;一个卷发男孩儿,水手;而壮硕的长着姜黄色雀斑的哥们儿做了厨师。接下来的几分钟里,孩子们在船内自由探索:在“鼠洞”里滑进滑出,研究罗盘上的数字,在炉子上炒假想中的飞鱼,甚至踩脚踏板,让螺旋桨在船下空转。斯图亚特站在右舷边上发着指令,讲着笑话。他本身就是一个大孩子,倒也应付得如鱼得水。 “现在,大家还记得杰森跟你们说的巨浪吗?” “船员们”热切地点点头,期待着接下来的惊险体验,斯图亚特和我分别站在驾驶舱两侧。 “准备好了吗?”斯图亚特喊道,“预备,冲浪!” 兴奋的尖叫声响彻天空,我们使劲儿摇晃船体,重现翻船前的最后一刻。 之后斯图亚特去带领下一组船员,我则负责回答班上其他同学的提问。有两只手举了起来,是两个咯咯发笑的女孩子。 “你有女朋友吗?”其中一个问道。 这些美国小孩儿可真是开放啊,我暗自叫道。 “没有。要别人等那么久可不太公平啊,你们说呢?”我回复镇静后如此回答。 小姑娘们羞答答地看着自己的脚。 “你问嘛!”其中一个悄声说。 “不嘛,你问!”另一个也悄声回应。 终于,两人中更有自信的那个直勾勾地看着我:“那你想要一个吗?” 全班同学再次陷入沸腾。我张开嘴想作答,又合上了,我已经完全不晓得该说什么了。 面临新的抉择 登陆后的4个多月里,每天醒来我都要面对“需要打电话的名单”和“待办事项名单”,我的人生彻底变成了一个备忘记事本。当我和斯图亚特将“莫克沙号”带到在布劳沃德县图书馆举办的儿童读书节上时,我们终于要完成备忘录上的最后一项任务了。 在劳德代尔堡的前几个星期,我试图摆脱航海的影响,保持头脑清晰,睡在凯利家附近的一片林地中,早起冥想,修行“批判之眼”。但当日程表被排得满满的时候,这种与大自然亲密的互动就变得越来越少了,客观现实像野草一样重新在我脑海里肆意生长,再次夺取了我对日常事务的控制权。 哈里斯博士前一天晚上在自己的办公室也发出了类似的感叹,他和家人刚从俄勒冈州(Oregon)野营回来,双脚还在发痒呢。“我不会在劳德代尔堡住很久,”他疲倦地说,“这些恼人的混凝土,我真是一刻都受不了。” 他望向窗外,看着死气沉沉的停车场:“10年前这里还是沼泽地,一片生机勃勃,看看现在!” 现在还不是时候,我决定不跟他解释我因远征债务而受到的束缚,免得让他的美好幻灭,所以就直截了当地发问。 “那你干吗不举家搬到俄勒冈州呢,哈里斯?” “我倒是想啊,但唯一的问题是,我的工作在这里,我怎么能有那样的想法呢?人啊,只能在心里疯狂一下,你懂吗?” 我不懂。 “俄勒冈州的人倒不会有这样的纠结,”他继续道,“至少不会像南佛罗里达的人那样。俄勒冈州的人更愿意外出,去野外,像真正的人类那样生活,身心都得到解放,而不是在写字楼待上8小时,上下班花2小时,晚上则全用来窝在沙发里看脱口秀节目。” 我看出了他进退两难的困境。混凝土,这也很快成为了我们的桎梏。 一周后,史蒂夫、斯图亚特和我在猎鹰酒吧(The Falcon)见面,这是一家开在大学城里的英国酒吧。喝了一瓶啤酒后,我们便开始讨论接下来的问题——如何偿还债务?是否继续探险?以什么方式上路?我们能承受新的挑战吗? 史蒂夫有些沮丧地分析,“目前我已经积聚了大概5500美元( )的债务,”他两眼充血,指甲都快咬秃了,“还有2万美元( )要支付。” 斯图亚特从吧台拿了几瓶伯丁罕啤酒回来,拉了一张凳子坐下。 “我只知道,”我阴郁地低声嘀咕道,“若是再有人问有没有在大西洋里遭遇鲨鱼攻击,我就变身为大鲨鱼咬掉他们的狗头!”说完,我看向史蒂夫并摇了摇头:“我不知道自己还能坚持多久!” 史蒂夫一直坚持之前债务的偿还,但鉴于目前的速度,估计还要花上两年。到时候债务会还清,但我们会对远征探险充满厌恶,还会更加厌恶彼此。 “听我说,”斯图亚特插嘴道,“如果你们现在放弃,那就意味着回英国干着一小时3英镑( )的活儿,花一辈子才能还清债务。” 他说得没错。真够讽刺的!解决债务的唯一出路竟然是继续探险——也许我会在旧金山碰到难得的赞助呢,也许我能成为第一个滑着直排轮滑横穿美国的人呢? 横渡大西洋期间,这个突发奇想的念头一直存在,而现在应该认真考虑了。创下大探险的纪录的确是我的追求,但我更感兴趣的是:体会不同人力驱动模式下不同的旅行经验。目前,我们已经骑自行车横穿了欧洲,凭借脚踏动力船横渡了大西洋,那么非传统的直排轮滑,能否在美国的小镇上作为新的体验和冒险呢?这有助于验证一个理论:你走得越慢,旅行的意义就越明显,同时旅行中就越容易拉到赞助——人们对文化软肋更加好奇。 早些时候,我曾征寻过史蒂夫的想法。 “这是当兵的人才会玩的游戏吧!”他不屑地回答。但经过深度考虑后,他说他无比热爱自行车带来的自由,大大的车轮能在拥挤的车流中迂回穿梭——轮滑就不行。 史蒂夫喝干自己的酒杯,“我想我们得让咱们的债主们再等等了,”他语气里充满了失落,“唯一的问题是,杰森,骑自行车和轮滑一起旅行的实际可行性有多少?” 他的意思是指两者之间的速度不同,其实他完全可以毫不顾忌地表达他的疑惑: 我之前从没玩过轮滑。 两周后,我和史蒂夫离开了劳德代尔堡,斯图亚特借住在当地好客的帕德西家,“莫克沙号”则托付给当地的皇家海洋造船厂。“莫克沙号”接下来该通过哪种方式回到太平洋沿岸,这个问题依然是悬在我们头上的一个问号。回到英国后,我们曾研究打造一艘海陆两用船的可能性。但从物理结构上来说,这种交通工具——既要能强壮到承受狂风大浪,又要能足够轻巧地翻山越岭——基本上是不切实际的。 新河轮滑(New River Rollers)是当地的一家滑板俱乐部,我们在此看到了行家们像编队飞行的天鹅一样毫不费力地向前滑行,于是我很快意识到,轮滑的关键在于对技术的掌握。我蹒跚地跟在他们身后试图模仿,但只能做到像丑小鸭在冰面学步的程度,同时,大汗淋淋和诅咒不已也消耗了我大量的能量,而收效却甚是微弱。 如果能坚持一公里,我想,那我就能坚持4000公里,这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在沃斯湖(Lake Worth),我们走内陆航道到圣彼得堡。史蒂夫在旁边骑着自行车,保护我不被路上各种被压死的动物(犰狳、乌龟、松鼠还有浣熊)绊倒。他的耐心让人难以置信,比起我俩都骑自行车,他在车座上花费的时间更长,忍受的炎热更多,同时还要护着我。 直到第三天,我已经能做到连续100米保持直立而不栽进沟里了。即便如此,我心中这个轮滑去旧金山的信念,还是受到了一位老者的打击,当时他正在奥基乔比湖(Lake Okeechobee)北边停自己的卡车:“孩子们,你们是想寻死吗?” 他穿着粗蓝布工装裤,头戴福特拖拉机的帽子,就像《正义先锋》(Dukes of Hazzard)里的杰西叔叔。 “您为什么这么说呢?”我气喘吁吁地反问,就像一条刚上岸的鱼,汗流浃背,皮肤晒得黝黑,当时有43摄氏度。 “你们不该去那儿!” 我顺着他的目光眯起眼睛看着太阳:“去哪儿?” 他朝我们要去的方向点了点头:“那儿!你们想去的那个地方。” “为什么?” “反正就是不能去,他们会把你们撞飞的,知道吧,他们真的会……把你们撞飞的。” 走到坦帕湾(Tampa Bay)附近,在倒下之前,我整整滑行了32公里。 所以下午所有的时间我都在吮吸一瓶电解质饮料。 正如之前所担心的,我和史蒂夫之间的速度差异成了一个大问题,而且从大西洋之行就开始的紧张情绪仍然存在,在劳德代尔堡筹款的5个月里,压力更加复杂化了。我们想到美国人曾经提出的一个计划:花8个月横渡太平洋,在出发之前给彼此一点儿必要的喘息空间。 于是,史蒂夫选择一条比较靠南的路线横跨全国,沿着墨西哥湾沿岸骑行到新奥尔良,然后横穿亚利桑那州(Arizona)直到南加州(Southern California);我则会采取更中间的路线,走美国的南方腹地如俄克拉荷马州(Oklahoma),抄西北的近路到堪萨斯大草原(The Kansas prairie),然后越过科罗拉多州(Colorado)的落基山脉(Rocky Mountains)。如果一切顺利,我们计划赶在大雪封闭塞拉山的山路之前,于10月中旬在旧金山重新汇合。 在一个臭气熏天、蚊子肆虐的沼泽旁,我和史蒂夫挤在一个漏雨的花园棚屋中躲避一场可怕的暴雨,那是我们太平洋之行前共度的最后一晚。跟之前的夜晚相比,这里简直就是五星级待遇。 “我想邀请艾荷过来跟我一起骑车。” 史蒂夫突然说道。他正借着闪烁的火炬,用叉子捞起金枪鱼罐头里的食材。 “就是你在法国南部遇到的那个女孩?” 我知道史蒂夫对这个姑娘十分倾心,从我们抵达迈阿密,他俩就在互通书信。 “你介不介意她骑你的自行车?” “当然不介意,这样倒省得将它托运到西海岸了。” 我坐在户外椅上,小心翼翼地剥掉我膝盖和小腿上贴着的氧化锌胶布,溜冰靴下面的摩擦处渗出很严重的溃疡,有些溃疡已经感染了。 史蒂夫探身过来仔细观察:“到了南希家最好还是找人看看吧。” 过了一会儿,他无意中在他的马鞍袋里发现了一罐温热的啤酒,我们为旧金山干了一杯。雨点敲打在屋顶上,填补了我俩之间可怕的沉默,这种即将分离的感觉有些怪怪的。 当然,我们也无从得知我俩会很快再度见面,而且是在更为严峻的情景下。 轮滑在路上 “如果你们能用辣个踏板横渡大西洋,”酒保操着一口苏格兰口音叫喊道,“那你们一定能滑着旱冰到旧金山。” 人群中立刻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还没到中午,酒吧里的顾客——主要是苏格兰、英格兰、爱尔兰和威尔士的侨民——却早已喝得酩酊大醉了。 埃尔·安德森(Al Anderson)腆着通红的脸向我靠近。“抱歉这么吵,”他喊道,声音大到酒吧里的每个人都能听到,“有人肯定不小心把威尔士佬放进来了!” 紧接着就是不断地辱骂。我们在拉古什和劳德代尔堡发现,侨民们总是坚持着自己的传统和信仰。部族之间的维系以及文化特色,能够极大地充实在遥远大陆漂流过活的脆弱生活。 “我们一直相信你一定会成功的,小伙子!”埃尔用肉乎乎的手掌拍拍我的肩膀,“所以现在应该庆祝一下喽,要喝什么,吉尼斯黑啤酒?” 真应该走皮内拉斯小道,我想,那样天黑之前还能再走几公里…… “你觉得怎么样,南希?” “你说了算,杰森。你才是要轮滑横穿全国的人。” 当我和史蒂夫一周前抵达坦帕湾时,南希尽心尽力为我们清理了一切障碍。南希在她负责的酒店办公室建立了一个大本营,以对我们横跨全国的进度进行监控。每隔几天,我和史蒂夫都会打电话报告我们的方位。之后我们抄捷径走了20公里横穿海湾到达圣彼得堡,史蒂夫向塔拉哈西(Tallahassee)前进,而我则住在南希负责管理的酒店内治疗双脚。 也许现在是该好好地喝一杯…… 3小时后…… 必须要出发了!我拿起溜冰鞋,还有一个中型背包,里面有雨披、超轻睡袋、防虫套装、煮锅、杯子、勺子、矿泉水、120美元( )现金,还有用来演讲的大探险幻灯片。 我们从身后吵吵嚷嚷的酒吧里涌出来,来到一路向北的皮内拉斯小道上,整装待发。虽然背包只有16公斤,但背起来感觉有60公斤,这是我第一次满载上路。 我试图给南希一个告别的拥抱,但险些摔倒。“谢谢你所做的一切,南希,我明早会打电话给你的。” 伴随着酒鬼们喧闹的欢呼和口哨,我迈出了第一步,轮子温柔地向前滚动。 真正出发了…… 我先花时间适应了多增加的重量,随后,轮滑的速度越来越快,我的胳膊抡得跟风车一样,突然,我的双脚像两块肥皂一样从身下蹿了出去。 哐当! 我像个大甲虫一样四仰八叉地仰望着天空。 人群中瞬间爆发出欢呼声:“万岁!” 平静,我对自己指天誓地。该死,靠,妈的,见鬼,自从离开劳德代尔堡,我一直念经似的重复这些咒骂。 就在这时,一个穿着轮滑鞋的女孩突然超过了我,粉红色的流苏在她身后迎风飞舞。 “小心喽,她要打败你啦!”有人喊道。 受到挑衅的我一鼓作气,开始奋力滑行,好,开始走……记得向前探身……很好,我可以的!哦……嗷……不要…… 轮滑鞋好像有了自己的思想,径直冲到了路外面去,鞋轮撞到碎石猛地刹住了,我则受势飞了出去。 “估计你得费些功夫才能到那里啦,杰森!”埃尔喊道,紧接着又是一阵哄堂大笑。 经过几次尴尬的摔倒后,我终于顺利滑过了第一个转角,摆脱了同胞嘲弄的视线范围。这时,我的脑袋因为酒劲儿发作而感到无比眩晕,恰巧看到一座过街天桥下有一片灌木丛。 正好适合小睡一下…… 再次睁开眼睛时已经是早上了。 我趿着凉拖,摇摇晃晃地走了100米到玫瑰皇冠酒吧外的电话亭,拨下一串数字。简单地问候了几句后,我告诉南希我还活着,马上就要到19号公路了,此时我头晕得像是被人打了一拳。 宿醉的感觉让人郁闷不堪,但高超运动技巧的恢复让我信心十足,我的世界终于到来了!我快速向前滑行,在路面光滑和交通稀少的时候尽情享受。 随后,我在远离小路的地方发现一辆老旧的有轨电车,车顶有一副简陋的广告牌,写着“迪诺玩具店”。我需要喘口气,于是脱掉溜冰鞋,走过去仔细研究。车里有一位穿着蓝色连体工作服的老人,大概就是迪诺吧,他正在车床上加工圣诞玩具,一看到我便关掉了机器。之后我们谈了英美两国圣诞节的不同,还有他邻居家的小狗金吉,此刻那只小毛球就卧在我脚边。 “它是个杂种狗,”迪诺一边深情地说着,一边俯下身挠挠小家伙的耳朵根,“没什么特别的,但你知道吗?它是我见过的狗里面性格最好的,杂种狗一般都这样。” 我们的话题又转到赚钱、职业、追求美国梦上。最后我问将近80岁高龄的迪诺,他认为人生中最重要的是什么。 “只拿你需要的东西,”他回答道,“这样当你离开时,世界还和你最初看到的一样。” 临行前,迪诺送给我一只木雕的小鳄鱼。我将它放在掌心,它就开始来回地摇头摆尾。 真是一只吉祥物,我在心里这样想着,它一定可以保我平平安安地到达旧金山。 “还有,要记住,”当我迈出一只脚时,那位年老的智者在身后喊道,“人生,当你明白它之前就已经结束了。” 在之后的旅途中,我都一直思索着这句箴言,思索着自己心中的人生。 告别之后,我顺着皮内拉斯小道一路来到了波特里奇(Port Richey),这是一座非常小的城市,路边全是一间挨一间的预制小屋。我终于踏上了熙熙攘攘的19号州道,之后便不得不夹杂在车流中蜿蜒向北而行。 这真是噩梦般的经历:汽车和卡车会突然和我擦身而过,而我们相距只有几公分;一辆出租车迫不得已从路堤上的草丛中开过去;还有人扔过来一只盛满尿的啤酒罐。通常我听到的都是“从他妈的路上滚下去!”这句经典的开场白,以至于“从他妈的路上滚下去,你个蠢货!”听起来都有种新鲜感。 遭遇挫败,重拾信心 在威基沃奇(Weeki Wachee),一辆公路巡警车亮着警灯停在我面前。这天早上,我已经被无数次警告从他妈的路上滚下去,若继续前进,将会被罚款200美元( ),这些钱都够我横穿10个美国了。 “这也是为了你自身的安全,”警官嚷嚷道,“就算眼神不好的老家伙们没把你撞飞,那些“红脖子” 也会为了好玩而这么干的,更何况在州道上轮滑是违法的。” 警车离开后,我坐在路边看着车来车往,感觉自己真是无比凄惨。轮滑穿越美国的想法突然变得如此不切实际:一方面,我要在车流中玩死里逃生,被众人齐声咒骂;另一方面,我还时刻面临着被拘捕的危险。距离旧金山还有6000多公里的路程,玩“无知游客”这一招不可能坚持很久。一旦有无比敬业的警察去做背景调查,就会发现我连美国海关和入境审查都没办(这是迟早的事儿),我如果被立刻驱逐出境,还怎么继续大探险?怎么在美国拉到赞助?怎么偿还我们巨额的债务?怎么开启新的冒险之旅?怎么为我心中的困惑找到答案? 我满心挫败,躺在草地上开始哭泣。 醒来时,我的双耳充斥着交通的喧闹声,但头脑十分清醒。我知道该怎么做了!随即我抱起轮滑鞋往前走,宣告自己所谓的轮滑穿越全国的计划就此结束了,我要回到圣彼得堡选择一种更为明智的交通工具,一种我最初就应该选择的工具——自行车。 我来到一个岔路口,476号公路一路向东延伸,也许前面的镇子上会有公交站吧。走路可真舒服啊,但因为拎着轮滑鞋,我刚走了一个小时胳膊就酸痛无比。当时已经4点了,6点太阳就要下山了。 真该死,我心想。这会儿应该没多少警察吧…… 于是我又把轮滑鞋穿上了。 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滑行20公里,来到了小镇布鲁克斯威尔(Brooksville)。 行到一个T字路口时,我在一个杂货店停下问路,这是一栋破旧的砖砌建筑,挂着一块嘎吱作响的招牌,上面承诺道:“美国最酷爽的啤酒”。当我坐在门外一个树桩子上解轮滑鞋时,传来一个声音。 “真是见鬼了!那个人就是我们刚才看见的穿轮滑鞋的疯子。” 我扭头看到两个老人正费力地从装满木材的卡车上下来。 卡车司机自我介绍说他叫比尔(Biill),中间有两个i。比尔的胸肌十分发达,粗布工装裤一直卷到了膝盖。“你这是要到哪儿呀?”他咧嘴一笑,从喉咙深处咳出一口漆黑的浓痰,熟练地吐在他两只靴子中间。 为了说明情况,我从帆布背包里掏出世界地图铺在碎石路上。当我正在描述周游世界的路线时,从商店里聚集过来一小群人。 “我年轻那会儿也干过这样的事儿。”比尔说,同时又喷出一口浓浓的烟雾。 “没错哦!”他的好朋友乔治附和道。 那天之前,这些年老的“战马”们只是靠挖掘自己年轻时的光荣历史聊以自慰。随着听众逐渐增加,他们都像是回到了19岁。 “那时我们可都是不法之徒!”乔治叫喊道,一副骄傲的神情。 比尔吹嘘他当年是如何在自家屋外用钉子吓走了当地的税务稽查员,“用15公分的钉子直接穿透了门框!”他一边说一边对着空中不停地拍打。 女人们咯咯地笑出了声,转动着眼珠。 这时我正在跟12岁的亚当讲我们在大西洋的故事。他仔细地研究地图时,脸上悄悄流露出向往的神色。 “这么说,你要滑轮滑去旧金山?”他的眼睛瞪得比盘子都大。 “嗯,但现在不行了。”我告诉他我已经放弃了这个想法,正准备回圣彼得堡。 这个男孩突然一脸的气愤:“什么意思?放弃?为什么?” 我叹了口气:“太难了,有这么多车辆和警察……” “可你不能放弃!”亚当毫不犹豫地打断我,“你可是已经横渡了大西洋的杰森!如果你都能横渡大西洋,那任何事你都能做到!” 最后一句话像一记耳光狠狠地打在我脸上,也打醒了那段基本被遗忘的记忆——我曾经在学校演讲时也说过同样响彻教室的话。“无论是蹬踏板横渡大洋,”我们对孩子们说,“还是想当篮球运动员、兽医、护士或是演员。如果你有梦想,那就永远、永远都不要放弃,明白吗?你们什么事都可以做到!” 亚当是对的,是我太懦弱了。“你什么事都能做到,只要对自己有足够的信心。”感谢那个男孩的鼓励,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我整理好心情,重新绑好轮滑鞋,挥手告别了比尔和乔治,毅然踏上41号县道向北前进。全新的目标感让我的步伐更加坚定,我满怀信心。 有整整他妈的一个国家等着我滑轮滑横穿过去呢! 只有非理性的坚定信念其实是不够的,有时我必须用“批判之眼”横向思考,找到合适的方法,而不是盲目地自信或自暴自弃。 我肆意地大声笑着,脚下的轮子在柏油路上发出轰隆轰隆的声响。我之前居然想在主干道上轮滑,脑袋被门挤了吗?其实我早就应该寻找车辆稀少、警察也不多的小道,只要路面足够宽阔、平滑,即使方向不够准也没关系,只要大体上都是朝西北向的就行,也许走C级道路会更加乐趣无穷呢,没准还会感觉距离也缩短了。 两天后,我偶然发现了威斯拉库奇小道,这条路小心翼翼地从佛罗里达中部死气沉沉的沼泽中穿过,它本身颇为复杂的名字就暗示了路面的蜿蜒曲折。一路上,紫凤梨从弯曲的树枝上垂下来,像是巫师的胡子,狭窄的小道两边尽是茂密的植被,还有蟋蟀在其中吟唱。 我一路欢歌,但头顶的大太阳越来越让人苦恼。赶在日出之前行进是对抗炎热的关键,即便如此,每到正午我还是被晒得熟透,需要休息整个下午才能补充体液,直到傍晚热气稍减时再继续上路。而这往往意味着我要滑到天黑,才有可能完成每天56公里的目标。然后,我面临的挑战就是找到合适的木桩,以便系上雨披搭成一个小棚子,躲避夜晚突如其来的暴雨。 后来我在路上遇到骑行者杰克,他同样计划横穿美国,只不过方向是自西向东。我们停下来聊了一会儿,走之前他递给我一瓶备用的胡椒喷雾:“主要是防狗和变态。” 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危险埋伏在沼泽地里。 黎明时分,在阿波普卡湖(Apopka Lake)边醒来后,我裸着身子潜入清澈碧绿的湖水,镜子一般的湖面上笼罩着一层淡淡的蒸汽。正当我仰面漂在水上,梦呓般凝视着天空时,突然感觉有一双眼睛正盯着我,我顿时浑身发冷。 几天前,我在李氏咖啡店询问关于鳄鱼的问题时,旁边一个人跟我保证说没什么好担心的。 “如果你在水里发现了短吻鳄,就假装自己也是一只鳄鱼,然后从水下游走就是啦。” 当时,周围都是啜饮咖啡的老顾客,柜台后面还有一台煮得咕嘟咕嘟的卡布奇诺咖啡机,他的建议听起来还挺靠谱的。但现在,我是真真切切地与一只鳄鱼共浴。我觉得自己太莽撞了,即使脑袋只有橡子那么大,鳄鱼也不至于蠢到把人类当成自己的同类吧? 我轻轻地游走,尽量保持冷静且不让湖水四溅,那个家伙就在我身后远远地跟着,一副十分好奇的样子,大概寻思着这个古怪的白化动物明显不适合待在水里,挣扎的样子可真笨拙…… 我的确笨拙,而且可恶至极,我竟然那么轻易地就怀疑自己的选择,甚至差点儿放弃! 前往亚拉巴马州 7月23日,上午11:45。 我坐在距离塔拉哈西 以西16公里处的“南方乡村杂货店”里,等待热浪过去。一群黑人老者正在讨论圣经,并为“仁慈的上帝决定再赐我一天生命”而感到幸福无比。 现在我已身处南方腹地,这里有很多沼泽地、牧场、桉树林以及敬畏上帝的男女。在这里,无论黑人还是白人都比邻而居,就像钢琴上的黑白键,但并没有表面上那么和谐。 “黑鬼马赫早上打电话说要搭便车,”早些时候,一位白人顾客跟自己的好友们说,“但他喝醉了,所以我让他明天再过来。” 那些“红脖子”们纷纷附和,然后继续盯着我,其中一个指着我脚下的轮滑鞋问:“你穿着它们要去哪儿啊?” 我从潦草的日记中抬起头:“亚拉巴马州(Alabama),俄克拉荷马州(Oklahoma),堪萨斯州(Kansas),最后是旧金山。” “这么说,你今晚会在野外跟黑鬼们在一起啦?”他斜睨着我,露出满嘴糟烂的牙齿,他的伙伴们兴奋得又叫又嚷,不停地锤桌子。 其实这些南方白种人即使不太友好,也不会在路上高声咒骂或扔尿罐子,他们基本上对在公路上轮滑的现象漠不关心。相比之下,非裔美国人就友好活泼得多,有些人经过时会跟我挥挥手,还有些人微笑着摇头。 在查特胡奇河(Chattahoochee)8公里开外,我转向北朝着多森(Dothan)前进,离开东面的塞米诺尔湖(Lake Seminole)。一块弹痕累累的路标标示出农田取代沼泽的亚拉巴马州的州界线,我滑行着穿过低洼的花生田和棉花田,四周环绕着高耸入云的林地。现在,整个轮滑旅程已持续1000多公里了,我完全可以滑上整天都不会摔倒,并且掌握了刹车的诀窍——“T字停步”——将右脚停在左脚后面,呈90°直角,比用橡胶鞋后跟制动有效多了。但即便如此,当满载木材的大卡车呼啸而过时,我还是尽力向后仰身以免被逆向的风击倒。 我准备去韦塔姆卡 的儿童夏令营做演讲,而去那里唯一的一条路就是美国231号公路——一条城市主干道。为了避免拥挤的车流,我开始尝试晚上轮滑,因为夜晚的道路上车辆寥寥无几,而且迎面的远光灯也能给我足够的预警以便安全避开,但唯一的缺点是总会撞到被压死的小动物。自从离开劳德代尔堡,在黎明前的黑暗中全速滑行时,我有好几次都撞上了支离破碎的犰狳。所以在动身到蒙哥马利之前,我在一家五金店买了支手电筒。 这是我轮滑途中最远的一次滑行,准备一夜不眠,于次日上午11点抵达韦塔姆卡。为了能保持足够的体力,往常我会离开道路去收集一些干柴煮点儿米饭,再扔进一罐沙丁鱼,享受一道晚餐。但今晚不行。 九点过后,我看到路边一块霓虹灯招牌上显示“艾德餐厅——盛大开业”。于是懒得脱掉轮滑鞋,就直接靠在了敞开的门上,收音机里传出一首来自“南方铁路”乐队(ConfederateRailroad)的歌,歌手嗦嗦地向一个女人表达着深沉的爱意…… “你们有便宜点儿的饭吗?”我问侍者。 她从正在清理的桌子上抬起头:“哦,抱歉亲爱的,厨房刚刚停火。” “没关系。”我转身蹒跚地滑入黑夜,听到有人冲我喊了一句:“你要去哪儿?” 他叫汤姆,留着灰色的马尾辫,是一个年轻的摩托车手,门外停着的那辆破旧的川崎摩托就是他的。我向他讲了大探险的事情,店员也跟着一起听,紧接着汉堡和炸薯条就神奇般地出现了,老板艾德正在跟当地的电台讲电话。 歌曲结束了,扬声器里传来DJ的声音:“首先大家都会说自己遇到过不少奇人异事,但听听这个,有个英国人正在231号公路上准备从艾德餐厅出发,滑着旱冰到蒙哥马利——以上帝之名,我也不知道他要干什么!但是呢,18轮的卡车司机们要小心喽,别把这小傻蛋给撞飞了,他明天还要去夏令营给孩子们做演讲呢!” 艾德和两个侍应生,琳达和珍妮特,像丛林狼一样呵呵地笑。汤姆说那块“盛大开业”的牌子已经挂了一个多月了,餐厅早就为开放给流浪汉而挣扎不已,这是几周来他们做过的最棒的广告了。 我终于填饱了肚子,还不小心为善良的艾德做了免费广告,真是两全其美!出发! 这时的车流已经可以让我顺利上路了,汤姆主动提出开摩托送我,被我拒绝了。他喝了一肚子龙舌兰酒,我提醒他,公路上还是一如既往地铺满了各种被压死的动物。 路面很平坦,我打开手电筒以避开散落的动物残骸。不过路途有些单调,除了跳动的黄色光束什么都看不到,我只能靠数路边的标志牌来保持清醒。滑到路中央时我已经迷迷糊糊了,一股车辆即将驶来的气流唤醒了我的理智,我急忙退到路边。还好反应快了些,不然…… 经过了4个小时不停歇地滑行,我的小腿肌肉开始不停抽动,左脚肌腱也变得紧绷绷的。我感到异常疲劳,迫切想停下来休息一会儿,但距离蒙哥马利的环城公路还有16公里远,我必须继续前进才能避开高峰期的车流。 在一个下坡途中,一辆半拖挂车紧跟在我身后,减速的声音震耳欲聋。因为速度太快无法停下,我像速降滑雪选手一样用力夹住膝盖以减缓速度,让司机有时间超在我前面,突然,又一辆卡车迎面而来,我的大脑瞬间做出计算:我们会在路面同一点相交。 两个司机都急速拉响了汽笛警报,切换到最强光,周围的树木被照得几乎纤毫毕现。巨大的车轮摩擦声和尖利的刹车声交织成了响彻夜空的轰鸣,在最后一秒——刺眼的卤素灯夜晚照成了白昼,钢制挡泥板的闪光映在我视网膜上——我跌落下山坡。当卡车呼啸而过时,好像有一堵空墙撞到我的侧身,然后我的身体就像个被迫不停旋转的布娃娃,最终被甩进一丛荆棘中。 我躺在那儿停留了好几分钟,等待飙升的肾上腺素慢慢平息,回味着奥基乔比湖边那位老者的话:“他们会把你们撞飞的,知道吧,他们真的会……把你们撞飞的……” 自从离开海岸,我也曾考虑过轮滑穿越南方是否真的是一个好主意,尤其对于一个留着长发、戴着耳钉的英国人来说。毕竟彼得·方达和丹尼斯·霍珀在《逍遥骑士》(Easy Rider)中曾与仇恨嬉皮士的“红脖子”发生过冲突。这些都是虚构的了啦,我安慰自己道,况且现在我就在路上,反正至今也没有受到什么威胁。 但如果我是黑人,或其他非白种人的种族呢? 事实上我慢慢发现,所谓偏见从来就没什么标准线,从来不分肤色、种族或者国界。 有一次,那些凶神恶煞的“红脖子”看到我的耳钉后也跟我成了好朋友,“一开始还以为你是个该死的同性恋呢!”尽管也有微笑,但没有一个非裔美国人会跨越肤色的界限,主动过来搭讪。 我在日记中写道:“偏见只不过是另一种恐惧。恐惧不同的东西,恐惧有人会威胁到他们根深蒂固的信仰、习俗、观念,或者他们的身份认同感,并在内心占据一席之地……” 在这个世界上,人们如果想安稳度日,就应该闭嘴噤声,隐藏偏见——只不过因恐惧导致的行为改变更多了而已。 当然也是有很多例外的。一天晚上我穿越一座小镇时,路过一家人正在前院烧烤。 “看来有人可以来杯啤酒呢!”一个光头的中年男人大声喊道,手里举着一罐百威淡啤。午后的空气潮湿粘腻,就像融化的糖浆,我正因白天的滑行而感到闷热不堪,一位浅棕肤色的女人走过来递给我一些吃的,我感激地接受了。 自始至终,这家人对我的行为没有表现出哪怕一丁点儿的兴趣。对他们而言,我只不过是某一个从A地到B地的过客,至于为什么会选择轮滑而不是汽车或自行车,根本没人会在意。他们不谙世故,质朴谦和,诚心实意,没有受到虚伪或繁杂社交礼仪的污染。 看来我的顾虑真的是多余的,不是吗?如果我一直心存恐惧,不就和那些心存偏见的人们一样吗——固守着自己所坚信的,唯恐遭到别人的质疑、威胁或辱骂。但我可是横穿过大西洋的杰森,我任何事都可以做到! 经过三个夜晚的滑行,我终于到达了亚拉巴马州的艾丽斯维尔市(Aliceville)。刚过十点我就滑进城了,紧接着迎面撞上了镇上的治安官,治安官表示可以让我借宿在一家汽车旅馆,但我还是拒绝了他的善意。 我找了一座寻常的浸信会教堂,睡在草坪中的观赏树下,下雨后便蜷缩在伸出来的门廊下。我早上一睁眼就发现身旁站着一个黑影。 “你这是私侵民宅!”是牧师。 “是吗?”我嘀咕道,揉了揉眼,好把眼前的身影看清楚些。 “我还有一个早班的礼拜会要举行,你赶紧走吧,不然我要打给治安官了。” 很显然,他从来没有做过关于“仁慈的撒玛利亚法”( )的布道。 我仍然裹在睡袋中,调整到坐姿以便更好地面对我的对手。 “电话一定要打啊!”我回应道,希望能借势打击他,“这样我就能再次感谢同样身为基督徒的治安官昨晚让我借宿汽车旅馆的慷慨之举了。” 牧师并没有理解这种嘲讽,或者说他选择了无视,继续唠叨。 我懒散地穿上轮滑鞋,逃离了。 其实在大探险的整个行程中,类似的遭遇无处不在,人们都在竭力地捍卫自己的“领土权”和“私有权”,甚至还努力捍卫以爱国、爱家为名义的“占有权”…… 波折的密西西比旅途 夜间的风速越来越大,黎明时分,树梢都被扯得东倒西歪。中午之前我就毫不费力地滑到了路易斯维尔,其实最后这10公里我还得感谢身后的风呢。 在主干道上的临时收容中心,我得知一场飓风席卷了墨西哥湾岸区,来到了彭萨科拉(Pensacola),该市位于此地向南193公里处。据收容中心的主管凡尔纳说,飓风此刻正朝北方推进,还说愿意打电话问问汽车旅馆是否有空铺。我告诉他我的预算中不包括如此奢侈的消费时,他主动把我安排在自己家里,直到风暴过去。 他递给我一张手绘路线图和一串钥匙让我先去他家。 他家的前门嘎吱嘎吱地响着,门内的阴影不断跳动着,我顿时感到一阵寒意。松动的地板给人一种不安的感觉,强风不断地灌进光秃秃的墙壁裂缝中,似乎在悄声诉说着不可告人的秘密,仿佛幸福早已收拾行装扬长而去。 几个小时后凡尔纳也回到家,他把我领到地下室的一个房间里,屋内十分简朴,床垫上光秃秃的,窗台和窗框上爬满了蜘蛛网,不过这样的环境已经很好了。 窗外,飓风“艾琳”开始耀武扬威地展示自己的实力,它强行将树枝折断扔到花园的另一端;电力线路像是被一片巨大的乌云抽打着,开始疯狂地抖动,本能地发出呻吟;乌云层层积压,像是从陶轮转盘上手工捏制而成的。 暗夜来袭,我沉沉地睡去了…… 因为着急上路,天刚破晓我就离开了,在餐桌上留下了一张纸条。 外面依然狂风大作、大雨倾盆而下。我还是很幸运的,因为飓风眼已经往西方转移了。由于潮湿的路面上到处都是残骸垃圾,根本无法滑行,我只好顺着铁轨走向艾克曼(Ackerman)。 午后不多时雨就停了,风也止了,甚至还有要出太阳的迹象。铁轨两旁生机勃勃的绿意再次引发了生命的共鸣:呱呱的蛙鸣,吱吱的蟋蟀声和原始沼泽中的所有声音混在一起,似乎无数年来都没改变过。突然我对自己的不告而别感到十分羞愧。 我再次提醒自己,独自旅行就是这样的…… 我继续往前走,在美国第一次见到了没在公路上被压扁的动物:小鹿在斑驳的树荫下吃草,一只海狸从湖面上游过,不停用尾巴拍打着水面以示我不要靠近。而在人造的钢筋铁轨中,却只有死亡:一只狗的骨架还拴在颈圈上,它是残酷人类施虐下的受害者;每隔几百米都有乌龟的残骸,旁边还有龟壳做的标记。 一个忧郁的孩子正朝着相反方向闲逛,向我解释了那些倒霉的小动物在平交道口遭遇的悲剧。“然后它们会被困住,”他说道,“没办法从铁轨上翻过去或是从下面爬出去。” “它们只能在铁轨里面不停地走啊走啊走啊,直到渴死,或被吃掉。” 好悲惨的死亡! 这不禁让我开始思考生与死,思索两者之间的一线之隔。有时我们可以选择,而很多时候却没得选择,因为有时这条生死线是如此之细,我们甚至无法区分出来。 凌晨3点时,红火蚁向我发起了袭击。相对于危害程度,它们的小个头也极具蒙蔽性,亮橙色的红火蚁通常是团队合作,它们会神不知鬼不觉地爬到猎物身上,最大限度地啃噬。一周前我的“嗡嗡灭”防虫套装就四分五裂了,所以临睡前我都用驱虫剂涂满全身,让那些鬼鬼祟祟的小杂种无从下嘴。无从下嘴才怪!它们很清楚我不能把避蚊胺涂在那上面,除非我想进医院。 那就是我的老二。 到了早晨,发炎的症状糟糕到我几乎没办法溜冰。 我一瘸一拐走到威诺纳(Winona),先到邮局去取件(轮滑赞助商Cyko给我寄来了一组替换滑轮),第二件要事就是解决这恐怖的 态。州际公路旁边有一家旧货店看起来似乎挺有指望,但当我询问可爱的店员是否有比较宽松的短裤时,她摇了摇头。 “只有女人穿的短裤,”她回道,然后蹒跚着走到衣架旁挑了件红白格子的及膝裙,“这是女式裙裤。” 售价75美分( )。管他呢,我心想,只要穿着能滑行,谁在乎它长什么样呢? 当然了,所有人都很在乎。 我穿好转身上路,瞬间就感觉从痛苦中解脱了,一股源源不断的气流在两腿间穿梭,给我红肿的小兄弟带来了幸福的凉爽。这身装扮似乎也让同行的车辆深受刺激,汽车司机不停地鸣笛,卡车司机从车窗里吹着口哨慢慢赶上,直到与我平行,看到我的山羊胡子和为防晒伤而缠在乳头上的布基胶带时,都目瞪口呆了。 而这仅仅才是个开始。在去格林纳达(Grenada)的路上,我听到身后传来警笛声,转身看到一辆巡逻警车停到路边,一位约2米高的州警摘掉宽檐帽大步迈向我。 “有人打电话报警,说公路上有个穿着嬉皮士风格短裙的异装癖。” “好吧,警官,如果我看到这个人,”我摆出一副毫不知情的样子,“我会第一时间告知您的。” 他一脸怀疑地盯着我:“怎么着伙计,你这是干什么?在公路上轮滑是违法的!你是不是喝酒了?” “没有啊,长官。” “那你这是……”他冲着我的裙裤摆摆手。 “这个……呃……昨晚我被红火蚁咬了,咬在我的……呃……”我倾过身小声说道,“阴茎上。” “上车吧伙计,我要带你去好好拷问一番。”警官后退一步,态度坚定地说。 上车后我就开始感到不安了,到底是拷问还是“操”练?为什么我脑海中不停地闪现那部电影的情节:一个周末,猎人被独轮车推着来到阿巴拉契亚山脉的一栋小木屋附近,推车的是一个性饥渴的山里人,随后那个猎人就发出杀猪一样的惨叫。 我发现那个警官在通过后视镜观察我,他脸上浮现的是得意的笑容吗? “你从哪儿来啊伙计?” “英格兰。” “英——格——兰,”他咬着字念道,“那你们和我们是不是有什么文化上的差异啊?我的意思是,你们那儿的年轻人是不是喜欢穿上女人的衣服,然后在全国各地……滑轮滑寻乐?” 我不敢再解释红火蚁之事,省得他又会错意,于是开始搜肠刮肚、绞尽脑汁地回忆古老的英格兰传统。莫里斯舞、吃荨麻大赛还有不听话的牧羊犬都纷纷涌现在我的脑海中,但这些都无法解释我穿着短裙、滑着轮滑穿越密西西比的问题。 那么,还有苏格兰…… “可以说这是一种文化吧,”我答道,“在苏格兰,他们管这个叫苏格兰短裙。” “你是说,苏——格——兰?真要了命了,我曾祖父就是从苏——格——兰来的。” “真的吗?” “那么苏——格——兰就挨着英——格——兰吗?” “紧紧挨着呢。” “是吗?那你们也吃那种用……脑子和碎末做的……那玩意儿叫什么来着?” “羊肚杂碎。” “没错,就是那玩意儿,我妻子曾经做过一次,”他笑道,“吃起来味道像乔治亚公路上压死的动物,还是死了两个星期的!” 我也笑了,哪怕是为了点燃我俩之间同胞的火苗。很快,我们就开始聊温啤酒、撒切尔夫人、松糕还有板球。 开到镇中心的一处人行横道附近时,州警突然转身跟我说:“那个杰森啊,我不能带你去警局哦,你在那里会被笑死的,再说了,我们现在是哥们儿,是祖国的同胞。” 我淡淡地笑了笑,点点头。 “我也要给自己搞一条这样的苏格兰短裙。”那警官笑说着。 当我正幻想一个200斤重的州警身穿红白格子短裙的形象时,他调转车头送我回到上车的地方。我从车后座取回自己的装备时,他摇下车窗拿着一张10美元( )钞票冲我晃了晃。 “吃了吗?”他问。 “什么?” “我说,你吃了吗?”他用手指指了指嘴巴。 “呃,这个啊,我之前吃过了,谢谢。” 但他还是把钞票塞到了我手上:“收下吧,好好吃顿饭,给你这排骨身板儿添点肉,好不招人欺负。我建议你再去买几条短裤,免得那些小家伙又钻进你这个英国佬的裤子里。” 穿行俄克拉何马州 8月11日傍晚时分,我跨过了密西西比河,顿时感到气氛截然不同了——一些白人企业家开着草坪拖拉机忙活着,一些短发的黑人居民也在钢丝网围栏后面劳作着,俨然一幅远离种族偏见的和谐家园景象。严格说来,阿肯色州仍属于南方,但事实上,跟我刚刚离开的密西西比州和亚拉巴马州相比,它是一个远离这些特殊州的世界。 但我在这里也并非一帆风顺。 早些时候在一座桥的东侧,一辆红色庞蒂亚克车停在我面前,驾驶座一侧的窗口里露出一只涂着猩红色指甲的手,正拿着一罐百威啤酒晃来晃去。在后视镜里,一副墨镜后的双眼似乎饶有兴趣地注视着我的靠近。 “天哪,”当我来到车边时,一个低沉性感的声音响起,“好热呀,是不是?”司机是一位美艳女郎,她摘下墨镜上上下下地打量着我,然后用棕色的美眸直视着我:“要不要上车歇会儿,一起喝杯啤酒?” 汽车的副驾驶座位上还有一位美女懒洋洋地倚坐着,她双腿交叉,迷人地抿着嘴唇,我的心跳一下子漏了一拍。 “我真的……应该上路了,”我已经结结巴巴了,“要在天黑之前过河……” “着什么急呀!” 嗯,也许现在是该好好地喝一杯…… 我解下轮滑鞋,上了后座。 “我们注意你很久了,想着你应该愿意和我们一起喝一杯。” 美女们顿时笑成一团。 我立刻就热血沸腾了,我已经没……多久来着?今晚估计…… 她们都是土生土长的密西西本地人,珍妮在一家美发沙龙打工,玛丽·安是河边“幸运女神”赌船的荷官。 我们又聊了一会儿,她们笑得更厉害了。珍妮又递给我一罐啤酒。 她们的声音充满挑逗,眼神迷离,让我不由得神魂颠倒。 笑声更加妩媚了,但是有些东西同时也分离了出去,就像电视机上的画面与声音一样。玛丽·安在说话,珍妮在笑,她们的嘴像是在做慢动作,声音异常混沌,好像我们都坐在水中一样。蟋蟀尖锐的叫声更响亮了,猩红色的长绒座椅让人越陷越深,我突然浑身是汗,耳朵突突地跳,车子开始飞快地旋转起来。 我听到了引擎启动的声音,但我动不了,我的手脚好像都被隐形的绳索绑住了。我说不了话,脸也僵住了。 我的心中涌起一股恐慌。我得下车。 “呜呜——呜呜——呜呜——呜呜——” 一辆货运列车发出的隆隆声像一把利刃破除了咒语,将我拉回了现实。 “不好意思……我得……”我胡乱地摸索着门把手,“我得走了!”终于找到把手了,我用肩膀顶着门,从车里摔到了路上,手里还拎着我的轮滑鞋和背包。 两辆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的火车头缓缓驶入我的视线范围,它们后面拖着货厢,哐啷哐啷地一路向西。 “天呐!你这是要去哪儿呀?”珍妮叫住我,“去喝一杯吧!” 新鲜的空气吹干了脸上的汗,也吹醒了我的意识。虽然脚下还有些摇摇晃晃,但我还是背起轮滑鞋,跌跌撞撞地往桥上走。 终于摆脱了……终于!那些女孩儿可真够疯狂的,幸好我及时清醒,并没铸成大错,不然耽误了行程我肯定要后悔的。我告诉自己必须抵制一切诱惑,现在我已经完成了三分之一的跨美路程,前方的路还有很长,怎么可以走到半路往坑里跳呢,不可以! 这三分之一的行程让我的轮滑技术也有了突飞猛进,每天滑行80公里的记录绝非寻常。同时,我也掌握了从左肩斜眼监控身后车辆的技术,避免转身时无意闯进车道。我背包上绑着一根长长的白手杖,上面插着一面亮橙色的旗子迎风招展,这旗子是我从路边捡来的,大大降低了我被撞伤的危险。 一天晚上,我在怀特河(White River)岸边露营,黄昏时分,成群的蚊子从天而降。驱虫剂用完了,我就在一个烧烤坑那儿升了一把火,希望烟雾会起到点儿威慑作用,但这些嗜血小虫根本毫不在乎,我只好使出最后的杀手锏——将胳膊、腿、脖子和头都用灰敷上——却仍然无济于事。 无奈,我跳到河里洗掉灰烬。当我全身都浸在河水中时,终于找到了解脱之法。纵然这些可怜的小生命是在水里孕育的,但它们可不会游泳。所以接下来的40分钟,我都一直躺在浅水处,直到天色完全暗下来,蚊群最肆虐的时候也过去了。 狗则又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从佛罗里达州开始,我就好像吸引了美国大陆所有杂种狗的注意,大概犬科动物之间有什么小道消息传播渠道,各种院子、胡同和车道里总有各种各样的四脚兽猛窜出来。我防御被狗咬的策略虽然简陋,却十分有效——一旦有野兽意图咬害我,我就将绑在背包上的伞抽出来,把尖锐一头当刺刀使。 不过在俄克拉荷马州的马尔德劳(Muldrow),我滑行下山时却遇到了真正的对手。 三只凶恶的罗德西亚背脊犬从一条小巷中窜出来,在我后面狂追,不停地吠叫咆哮。它们采取团队合作,两个设套,第三个从后面上来,主攻我的小腿。我慌忙伸手去够伞,伞却不见了。 靠! 想起来了!那天早上我为减负把伞丢了,因为自从离开小岩城(Little Rock),午后暴雨的天气就已经没有了。 于是我疯狂地在一侧的口袋里摸索胡椒喷雾罐,手忙脚乱地拔掉保险,然后对准他们狠狠地按下扳手。 噗呲—— 空的! 我无奈地诅咒了一声,忿忿地将喷雾罐扔向右边的那只狗,没击中,喷雾罐落到远处的灌木丛中。 身后的那只狗突然猛扑过来,碰巧我在同一时刻抬起了右脚,狗凶猛的爪子就卡在了滑轮中。此时此刻,我只能单脚全速滑行,另一只脚上拖着一个毛茸茸的“巨兽”,而它的同伙似乎是被唤醒了捕猎的欲望,吠叫得愈发张狂。 一位漫步的老人看到这一场骚动,开始投掷石块,最终把那两只狗都赶跑了。同时我也失去了平衡,不停挥动着手臂,费了好大劲儿才站稳了脚跟,随后滑走了。 经过南方蜿蜒曲折的C级道路,我一直期待着在俄克拉何马州和堪萨斯州会遇到又长又笔直的道路,好让行程更加顺利一些。在一部著名的电影中,这片神奇的土地还曾是我童年最爱的奥兹国小说( )的所在之地。但是经过两天令人失望的行程,我开始觉得堪萨斯州是一个绝对到不了的地方,大概是因为这条黄砖路面糟糕透顶、年久失修。也许在遥远的过去这里曾是平坦光滑的,但现在几乎能称得上是超越障碍的赛道了——路上布满了巨大的裂缝,路边还有摇摇欲坠的塌陷区,我需要使出各种技巧——腾、挪、闪、跳——才能穿着轮滑鞋越过去。 俄克拉荷马市依然炎热不堪,44摄氏度的高温伴着高达97%的湿度值。在邮局取回最后一套轮滑鞋之后,我找到投币电话打给南希。史蒂夫和艾荷还在新奥尔良,这意味着我并没有落下很远。他们在那儿待了一周多,进行了演讲和募捐,接着会向东前往德克萨斯州,继续南线横跨全美之旅。 南希告诉我,还有一个包裹等着我去取,不过是镇子另一端的Fed Ex快递,于是下午剩下的时间我都在赶赴取件地,在热浪和车流中前进真是无比痛苦。不过,我知道我的胜利完全取决于包裹里的内容——一套革命性的全新降落伞系统,它可以帮我从科罗拉多州落基山脉和加州内华达山脉(Sierra Nevada)的高山通道上顺利降下来。 我准备在镇子西边的一座山顶先试降一下。我紧了紧系在上半身的降落伞背带,扣好弹簧扣,快步冲了出去,薄薄的伞面开始鼓起,立刻减缓了我的速度。看起来似乎一切顺利。然而,在没有任何预兆的情况下刮来一阵风,仅一瞬间我就被拽着越过公路,冲到对面的车道上四脚朝天了。所幸的是,路上只有一辆行驶缓慢的大货车,它有足够时间避开四仰八叉的我。 其实我还真是够乐观的,我一边愤愤地想,一边手忙脚乱地让自己从一堆乱七八糟的绳子中解脱出来。要在海拔3311米的科罗拉多州的狼溪山道中顺利通过19公里的斜陡坡,在此之前,我必须想出其他的解决方案。 参加印第安帕瓦节 经过吉尔里(Geary)时,听人说第二天会在坎顿湖(Canton Lake)举办一场印第安帕瓦节,那里位于瓦顿加(Watonga)以北48公里。我一直渴望了解更多这些土著居民的生活和思想,他们与地球的联系以及他们的终极价值。我在想,他们的部落决策概念,是否能够为世界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一些指引呢? 在距离瓦顿加8公里处,西方的天空逐渐染上了一片红霞,我决定早点儿停下来露营。一座巍峨的平顶山丘在暗淡的天色中若隐若现,这种山会让我无比期待能在山顶看到西方大片里的那种骑兵勇士。我爬到山顶,用旗子敲打着橡木丛,好吓跑响尾蛇。然后我便开始煮饭、吃饭、冥想、睡觉。整晚我都睡得断断续续的,附近不时地传来丛林狼的嚎叫声,破晓时分我冻得发抖,还梦见杰克·伦敦笔下寒冷的北方,阿拉斯加,狼…… 下午3点左右,我到了坎顿湖。我看到稀疏的三叶杨树林中搭了一个讲台,台上的扬声器对着用野餐椅围出来的圆形场地,人群的规模并不完全符合我心中对好莱坞式帕瓦节的概念——没有戴着羽毛装饰,也没有浑身涂满颜料的勇士围着火堆载歌载舞,在这里的都是些普通的乡下人,他们穿着牛仔T恤,戴着牛仔帽,懒散地靠在四轮驱动车上聊着天。 到这时我才意识到,坎顿湖帕瓦节不是那种为了公共娱乐而举办的狂野西部派对,它更像是一种家庭聚会。作为其中的另类人,我十分自觉地站在一边,手里拎着我的轮滑鞋。 不过这种尴尬并没有持续很久,一个戴着破旧棒球帽的老爷爷慢悠悠地走出来,伸出他的手。 “你从哪儿来呀?”他问道。 我如实做了回答。 “很好,来者都是客,把这儿当成自己家就好,切延纳阿拉帕霍人会是你见过的最友好的人。”他的声音轻柔,从容缓和,“来尝尝我们的食物吧。” 他微笑着,再次跟我握了握手,然后转身走到讲台上。 “他是谁?”我询问旁边的一个女人。 “克林顿·杨·贝尔(Clinton Young Bear),这里的酋长。” 我之前还猜测他是个维修工呢…… 不过他直率的说话风格让我印象深刻,他将每个字都说得清清楚楚,仿佛表达出了比单词本身更重的分量。 “各位,请注意。”扩音系统中传出酋长的声音,“我在人群中看到多莉·帕顿 )也来了啊,哦……好像不是,抱歉,只是几个金发的‘红脖子’头挨头地坐在一起了。” 一些人轻声地笑起来,大部分人则只是哼哼了几下。看来这位酋长的蹩脚笑话很出名。 “有一位年轻人,他从英国远道而来,今天与我们相聚在一起。”所有人都开始转头看我,“大家不妨过去跟他聊聊天,让他感觉自在一些。” —— “第一顿饭通常都是酋长家准备,”黑发女人解说道,“明天就轮到下一家了。” 黄昏时分,击鼓开始,低沉的鼓声在三叶杨树林中回荡,三叶杨树林也在篝火的火光中闪耀出若隐若现的金棕色。舞台场地中迅速站满了部落舞者,为大家跳起了开场舞。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他们的服饰都被各种小珠子、羽毛、颜色鲜艳的流苏装饰得华丽非凡,而他们的舞蹈也充满了各自独特的风格,有蹦有跳,有曳步,还有旋转。 “这主要是为了个人情感的表达,”黑发女人说道,“每一位舞者都在用身体讲述一个古老故事,而讲述的方式跟舞者的数量一样多。他们讲的都是真实的故事。” 在靠近她之前,她将我介绍给一位头戴黑色牛仔帽的切延纳族男人比尔,他同意回答我几个问题。 “我们从瓦卡唐卡 那里寻求内心指导……”跟克林顿·杨·贝尔一样,他的声音也很低沉,夹带着鼻音,皮肤上刻着深深的褶皱,好像被侵蚀的冰川。“孩子们在少年时期就开始进行灵境追寻(Vision Quest)……他们会到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比如山洞……不带食物……只带一点点水……” 话语之间,他总会留下长长的、尴尬的停顿,有时就那么搁着半句话,静默着。 他的静默让我想到奥格拉拉苏族酋长路德·斯坦丁·贝尔(Luther Standing Bear)说过的一段话:“这次对话并不是立即开始的,也没有匆忙进行。不管多么重要的问题,没有人急切作答,也没有人被要求作答。停顿可以让人有时间思考,这是一种十分礼貌的开始和进行一段对话的方式。拉科塔(Lakota)的沉默总是别有深意,他允许留给演讲人一个安静的空间,也给自己在结束谈话前留下沉默的时间,正是遵守了‘三思而后言’的原则。” “他们会在那儿待上三四天,”他继续说,“让混乱的思绪变得清晰明确……集中精神对着内心……” 我震惊于他用的字眼如此能引起我的共鸣,这简直就是我在大西洋上的切身体验。 “如果他们幸运的话,灵魂向导就会现身……一只动物图腾……从此将一直指导他们的余生……有可能会是一只鹰……或是一匹狼……” 我提到前一天晚上睡觉时,看到的平顶山——“印第安山”,还在日记里写道:当时附近还有丛林狼的嚎叫。 比尔点点头:“我们管它叫红山……我们的族人经常去那里祈愿……寻求解决困难问题的方法……当我们误入歧途需要正确的道路时……甚至当我们老了,有时也需要回到最初的地方……荒野……唤起我们最真实的本性……并更好地了解我们对地球和人类的责任……” 后来,我躺在湖畔聆听远处一个抑扬顿挫的假声在吟唱,然后声调拉高摇摆不定,周围击鼓的速度越来越快,直到把我听到的所有声音都淹没了。在这里,我感受颇多,内心也很宁静,我想了解更多有关印第安人的事情。应该再多待几天,我跟自己说。但当早上瓦顿加小学邀请我去做访问,我却婉言拒绝了,因为我必须得在初雪前翻越塞拉山。 夜色如水,我数着悬在半空中的萤火虫渐渐入睡,它们发着荧光的身体就像波涛汹涌的大海中,遥远船只上的灯笼一样闪烁不定。 黛德山顶酒馆 “喂英国佬,我又想起一个。如果你的家谱没有分支,那你就明白自己是个‘红脖子’了。” 我以前听过这个笑话了,但因为喝得不省人事,所以还是笑了。 “说得好,韦德!” 我的新酒友大笑起来:“那听听这个…… “如果警察让你将车停在路边,盘问:‘有身份证吗?’你回道:‘什么东西?’这时你就知道自己是‘红脖子’啦!” 韦德自称有德国、切延纳印第安和瑞典多国混血,是货真价实的混血儿。“还有丛林狼的血统!”有人在吧台那边喊道。他也自称是纯种的“红脖子”,如果有人怀疑他所声称的族谱的完整性,他就把T恤衫的前面露出来给他们看,上面写着:我最倒霉的打猎日都比跟我老婆的购物日要好。 我现在是在俄克拉荷马州奥克伍德市(Oakwood),距离堪萨斯边境还有257公里。 现在是晚上6点,韦德刚刚下班:“要不要喝杯啤酒?” 在俄克拉何马州炙热的阳光下滑了一天,不停地上坡、逆风滑行,我立即回答了这个陌生人关于熊的私生活一直困惑的问题:“对,它们真的是在森林里排便。” 黛德山顶酒馆这是方圆几公里唯一的一家酒吧。它的厨房门上有一块招牌声明:“这里不是汉堡王。甭想行你的方便。你得按我的方便。不然就别想如愿。”在酒吧门上面则写着:“老子不在乎。老子不吃这一套。因为老子做得不是操蛋生意。”右边则是一条法令,说无人照料的儿童会被卖去做奴隶。 如果我之前打算用直排轮揭开美国小镇最隐秘的地方,那就是这里了。 韦德挨着我坐在吧台边,他想起今天是他儿子十岁的生日,我随即从背包里找到一只用过的滑轮,用黑色记号笔在轮辋上写了几句话递给他,他高兴地接过了,递给我一个感谢的眼神。 然后,夜晚真正地降临了,所有人都酩酊大醉。我们在黛德山顶酒馆的厨房里对着大大小小的蟑螂下注,还在桌球台上玩蟑螂大赛。 到了午夜,韦德已经醉成了斗鸡眼,走路摇摇摆摆。“欢迎你到我家来住。”他打着嗝说,“我早上会给你做马路冤魂大餐。” 在门外,他给我指他所谓的大餐——躺在他卡车后面的一只后腿被轧断的死鹿。 “在公路边发现的,”韦德哈哈笑道,“浪费美食简直不能容忍!” 我含糊地点头表示同意,而心里寻思着这头死尸在高温下究竟被烤了多长时间了。 然后,我们便开上一条脏兮兮的小路,来到他家。 “既然都来了,”主人突然开口道,“不如带你游览一下奥克伍德,看看主要景点。” 我企图从他脸上找到一些讽刺的痕迹,但完全没有。 第一个站是韦德出生时的拖车。 “天哪!”韦德哭喊道。 下一站是他小时候捕鱼的一条河。经过一段似乎无穷尽的越野行车,我们离开卡车,徒步走进一片杂乱的柳树林中。韦德跟我保证快到河边了,但半个小时过去了,我们不停地被顽固的柳树绊倒,牛屎无处不在,显然我们是迷路了。没有手电筒,韦德掏出他的打火机,毫不意外,空的。他又努力向打火石打火,孜孜不倦地试图改变我们的夜视模式。 俄克拉何马州的奥克伍德永远不会变成金字塔或泰姬陵,而且所谓的“主要景点”真是让人失望透顶。我好累,好想睡觉。 我们跌跌撞撞地前行,踏着俄克拉何马州的每一个牛粪堆寻找,可是没有河。韦德这时停了下来。 “有两件事很没有道理哎,英国人。” 好吧,我洗耳恭听。 “首先,那条见鬼的河所在的地方。” “去死吧,韦德。第二件呢?” 他信心十足地笑了:“咱俩都没被棉口蛇咬到!” 我僵住了。棉口蛇,又称水蝮蛇,是一种致命的蛇,常见于美国南方的河道附近。 “也许我们可以……明天再继续参观?”我紧张地提议道。 后来我们偶然发现了卡车,40分钟后,终于开进了韦德家的前院,这里简直就是一片堆满了生锈汽车零件和史前农具的废墟。 “别客气,就当在自己家啊,”他含糊道,走进屋倒在一个脏兮兮的沙发上,“因为没有人能这样做。” 话音刚落,我那出类拔萃的主人就沉睡过去了。 我拼命压制住自己不去想也许会吃到用腐烂的马路冤魂做的早餐,还要进行无语的奇幻之旅,第二天便留下打着鼾呼呼大睡的韦德溜出来了。我带着痛苦的宿醉,迎着压倒性的逆风上坡滑行,进入荒凉的俄克拉何马州的狭长地带。 赶往普韦布洛 9月7日晚,我抵达了50号公路,这是一条能带我从落基山脉到达加利福尼亚的东西走廊。我在一间“面包与水壶”便利店找了个位置坐下,摊开被压得皱皱巴巴的地图,开始确定自己的方位。锡拉丘兹(Syracuse)到劳德代尔堡和旧金山的距离大致相等,到达中点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我提醒自己。毕竟,几个星期前我还坐在佛罗里达州19号州道旁边,像个婴儿一样哭哭啼啼,质疑自己的决定,不过我现在满心欢喜,目标就在眼前了。 但问题是,我已经捉襟见肘了,在红色的桌面上,我开始数剩下的硬币。 3美元,10美分…… 下个镇子是普韦布洛(Pueblo),应该可以让我举办演讲募捐。我距离它还有274公里,连续三天滑行90公里根本不是问题,但一天一美元要怎么解决路上的饮食问题呢?事实上我已经因为饥饿虚弱不堪了。 我从标有99美分( ),买一送一的糖果架上选了两包橘子片,把钱递给收银员。 “你这是去哪儿?”她接过后顺手丢进收银机里。 现在只剩下2美元11美分( )了。 “旧金山。”我回道,然后不可避免地谈到了大探险。 “听起来好像是非常了不起的冒险呢!”这个女人的面容很是和善,她叫妮娜。“对了,我爸爸在这里的小学教书,你有没有兴趣明天过来给孩子们讲几句话?” 而我只能抱歉地回一句“不行”。这一路上我已经给夏令营、青年组织和学校做了无数次演讲,在如此拮据的情况下,我必须衡量事情的轻重缓急——越早出发,就越有可能在钱全部花光之前顺利到达普韦布洛。 “好的,可以。”我开始诅咒自己多嘴。我从来都不知道怎么说不。 在商店后面的混凝土板上,我蜷缩在超轻睡袋里挨过了一个寒冷入骨的夜晚。之后所谓的“几句话”,延长成了三节各1小时的演讲,一直持续到下午才结束。当我把幻灯片放进背包准备离开时,都饿得想吐了——过去的24小时里我只吃了5个橘子片,里面不过是一点点糖和色素而已。 “喂,杰森,请等一下!” 是校长,伯奇先生,“老师和孩子们给你的旅行搞了一个小小的募捐。”他递给我一个信封,“也没有多少,不到100美元( ),但我们希望能对你有所帮助。” 希望有所帮助?此时此刻,我忍饥挨饿,贫寒交加,您递给我的简直是一张中奖彩票。好了,现在我有充足的资金了,没准儿还够买一些防寒用具呢。 我滑出校园,曾经和史蒂夫还有斯图亚特进行过的一段谈话突然浮现在我的脑海里。斯图亚特经常指出,完成环游世界、解决一些火烧眉毛的困顿取决于几个关键因素,除了要有决心、适应性以及随机应变的能力,还要遇到善良的陌生人。但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信任。信任有时能够帮我们解决债务问题,并最终决定能否继续前进。 是信任,架构了我们环游世界的精神指南。 当前方的道路充满了不确定,没有了安全的保障,每一个细胞都会冲我们吼“放弃吧!回家吧!”这个时候,我无论如何都要继续前进,应对从天而降的任何未知挑战。如此这样盲目地跳进深渊,与困难作伴、与挫败相随、与不幸相遇,我们只需要开放思想、开放心胸,这样信念和希望都会永存。 两个晚上后,我在本茨古堡(Bent’s Old Fort)露营,这是一座重建建筑,曾是19世纪时期猎人和当地印第安部落进行贸易的商栈。此处海拔超过1200米,空气十分稀薄,夜晚也愈发寒冷,我不得不燃起篝火取暖,还要时不时醒来添柴。 黎明时分我便起床了,一边牙齿咯咯地打颤一边滑行。现在距离普韦布洛还有140公里,如果一切顺利,晚上我就能到达落基山脉山脚下了。短暂停留后,我便再度踏上艰难的行程:攀登落基山脉分水岭。 这天一开始进展得十分顺利,一只在公路上被碾碎的哈密瓜充当了我的早餐。但当进入阿肯色河(Arkansas River)宽广肥沃的山谷时,天空变成破抹布一样的颜色,十分昏暗,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远处的落基山脉在黎明前的晨光下,像婴儿的牙齿一样从西方的地平线上钻出来,然后在一片尘埃云中逐渐消失了。一旦进入这个混沌的区域,原本清新的山区空气突然变得恶臭冲天,酸气扑鼻。最后我终于找到了原因:几千头臭烘烘的牛全都在自己的粪便里踩来踩去,视线范围内寸草不生。后来有人跟我说,这里是饲育场,负责供应美国永不满足的牛肉需求。 我无意中路过了好几个这样储量丰富的仓库,年满一岁的阉牛在冬季牧场里养大,到运去宰杀前,其重量已从400公斤增长到650公斤。自从见识了打激素、注射抗生素的庞大养牛业之后,世上多了一个素食主义者。爱因斯坦的名言很大程度上激励了我:“就改善人类的健康和增加人类在地球上生存的机会而言,再没有什么能比成为一个素食者的贡献来得大。” 下午2:35,我在停车带的平地面上滑行,不知道从哪儿突然冒出一条隆起带。我根本来不及停下,而且身后还有一辆大卡车,所以也不可能转身滑到路外。我那直径84毫米的滑轮完美地卡在凹槽中,而我则被弹到了空中,前臂重重地摔在地上,上次摔倒后刚刚长出的新皮又再次被蹭了下来。我一边不停地咒骂,一边爬起来站好,从右肘上掸掉碎石,然后压住伤口。 之后就开始下雨了。这里是空旷的野外,只有寥寥几棵树可以挡雨,所以我唯一的选择就是咬牙坚持到下一个镇子。 行到福勒(Foeler)以西后,青铜色的雨帘逐渐卷起,露出一条巨大的鲭鱼形状的天空。午后3点左右,太阳出来了,一群黄色的蝴蝶蜂拥而至,成群结队地趴在柏油马路上吸取潮气。 下午4:55。白天的时光只剩下一个半小时了,而距离普韦布洛还有56公里。如果是其他时候,我会选择在市郊露营,次日一早再完成剩下的行程,但现在是特殊情况,有一样东西我已经很久没有享受了。 一张床。 在拉马尔(Lamar),刚刚进入科罗拉多时,我遇到了格雷特一家,他们女儿吉尔就在普韦布洛的南科罗拉多大学读书。吉尔的合住公寓有一张沙发床,骄傲的父亲埃尔默给我看了他女儿和室友艾利克斯的照片,于是我打电话准备过去。 凝聚起最后的力气,我拼上疲惫的双腿继续前进。晚上6:40,我终于滑进了城市边缘,只有5公里了…… 又一场雷雨从南方扫来,这次更加猛烈,路面根本无法滑行。我只好在一架铁路大桥下跟一个摩托车手一起避雨。我们一起看着高峰时段的车流在双车道上川流不息,水洼中闪耀着车前灯的光亮。 下午6:50,雨势渐小,我们都可以继续上路了。空气非常清新,潮湿的泥土气息沁人心脾。我来到一处入口匝道等待交通灯,然后快速返回停车带的安全线内,开始哼唱梅尔·哈加德的歌,之前在福勒的便利商店听到过。昏暗的灯光下,突然出现了一个限速90公里的路牌。然后…… 咣! 这种力度大得惊人,就像被货运列车撞到一样,我的五脏六腑全都痉挛起来,喉咙里反流出胆汁。我仰面躺着,等着漆黑的天空盖下来。发生什么事了?我的思绪转了一圈儿,是后视镜撞到我了,还是哪个开车的混蛋从后面打了我的后脑勺? 也感觉不到疼痛啊,不会太严重吧…… 看到碎裂的青白色骨头把皮肤戳得乱七八糟,我内心一阵恐慌,猛然向后跌倒在地。我心里一阵恶心,还有气愤,你这个大笨蛋,我痛骂自己,怎么不早停下呢?不过,我马上就释然了:我还活着。谢天谢地我还活着! 我想开口求救,但呼喊声似乎被夜色吞没了。最后,我蓄积所有的力量,拼命地扯开喉咙大声呼喊:“救命啊!有人吗?救命啊!”我攥着橙色的旗子,朝车流疯狂地挥动着,不停地呼喊……挥手……呼喊……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最后我的整个世界都陷入了黑暗…… 第二部分:探险继续深埋的种子 当探险家杰森·路易斯从科罗拉多州公路旁边苏醒过来后,他的下肢被压碎了,但是他感到很幸运,自己还活着。 但他还能站起来吗?还能穿着直排轮滑鞋完成穿越北美的征程吗? 作为一个满怀希望、毅力和善良的人,同时也是一个伟大的传奇人物,杰森被普韦布洛好心人带走,接受了为期9个月的康复治疗。 不用怀疑,杰森又返回到他当初被轧的地方,继续前进。 在这种精神的激励下,很多人都要求加入他的旅程。就这样,第二部分的环球探险开始了。探险,并不只是地图上的一条线。真正的探险是深埋在心底的种子,那些心怀梦想的人始终坚信它的存在,然后毅然动身踏上冒险的征程,让梦想开花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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